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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抗诉权问题的思考


沈　红　干朝端




　　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审判组织审判权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审判活动依法进行，防止和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法公正。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和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民事抗诉案件逐年增多。就武汉市中级法院来说，1997年我院受理民事、经济抗诉案件24件，1998年受理35件，1999年受理了56件，每年平均递增53％。在1998——1999年武汉全市法院受理的106件民事、经济抗诉案件中，法院维持和调解的48件，占已结案件的57?2％，改判和发回重审的36件，占42?8％。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有效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有学者也提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法律规定弹性过大，抗诉条件限制不严。民事抗诉案件的增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追求到了个案的实体公正，但在更大程度上，不加限制的抗诉再审将使法院两审终审制度名存实亡，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流于形式，同时也会给权力的渗透留下很大空间，从而在司法腐败之外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危机，而不能达到立法设置民事抗诉再审程序所预期的目的。因此，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监督的合理性、必要性确实令人怀疑。1对此，笔者欲阐述一下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当前民事抗诉权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提起民事抗诉是启动案件再审程序的一种方式。再审程序一经启动，原有终审裁判所确立的法律关系又将重新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因此，在世界各国中，有些国家为了保持判决的法定“既判力”，避免再审带来的负效应，而不允许提起再审，如美国；有些国家如日本、德国虽然允许提起，但对此都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我国的民事抗诉作为发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一种方式，民诉法却没有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法定的四种提起抗诉的情形笼统又不易操作，抗诉权弹性极大，再审程序容易启动。在没有必要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况下，启动再审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危及到法律的“既判力”原则，而最终导致司法稳定性的削弱。同时，不加限制的抗诉再审只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提高诉讼成本，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当事人一方胜诉了，也会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这就违背了民事抗诉制度设立的最终目的。本文欲从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案例出发，谈谈当前我国一些民事抗诉案件抗诉不合理的问题。

　　(一)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如我院受理的原审上诉人秦甲、秦乙与原审被上诉人秦丙房屋承租权一案，秦甲、秦乙与秦丙系兄弟姐妹，原来均随其父共同居住在一直管公房内。秦甲、秦乙结婚后就分别离开该房，另行居住。后该房拆迁安置，其父在拆迁过渡期内去世，三者就因拆迁安置房的承租权问题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在一、二审中因秦甲、秦乙不能提供其婚后仍居住该直管公房的证据而败诉。判决生效后，省检察院即以有新的证人证言为由提出抗诉。此案明显的就是以证人证言这一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现实中，此情况不只一例。我们知道，目前我国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的，绝大部分是由当事人申请或向其反映而引起，靠检察院自身主动检查、搜集材料而引发再审的情况微乎其微。2所以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二)当事人上诉期内放弃上诉，上诉期届满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问题。如我院受理的武汉肉联加工厂与海南省中野工贸开发部租赁、劳务纠纷一案中，一审判决作出后，肉联加工厂不服提起了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院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了抗诉。笔者认为，此抗诉是不妥的。根据民法中私法自治的原则，在不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在其私权领域内自主行使其权利。有起诉权、上诉权和放弃自己诉讼请求和接受对方诉讼请求的权利，国家权力不能对此进行随便干预。在当事人放弃上诉的案件中，当事人显然是出于自身的各种原因在权衡利弊后愿意接受一审判决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检察院对此种情况下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显然是违背了私法自治的处分原则，是国家权力对私法权利的干预。另一方面，即使一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在裁判生效后又向检察院申诉引起抗诉的，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3

　　(三)当事人不申请再审，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问题。此种情形是由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引起的，是受超职权主义模式影响的结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而无须经过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立法上这样规定，是我国“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在民事审判领域的体现。但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是不合理的，其理由如(二)中所述，同样是构成了对当事人自主处分权的侵犯。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应以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确保司法公正为由强行对当事人自主处分裁判结果的权利加以干预。除非当事人私权的处分侵犯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否则，公权力不应随意介入私权领域。

　　(四)法官在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下，自由裁量，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其裁判自由结果不显失公平、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有无提起抗诉必要的问题。例如我院受理的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及大光明歌舞厅与董红艳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董红艳在大光明歌舞厅(由武汉石油大厦发包给他人经营，且他人未单独办理营业执照)试聘工作期间，在该歌舞厅内乐池侧面第十一号台路经假桥至八号台之间突感身体不适，便向同伴讲自己触电了，遂即倒地，经医院抢救，诊断为：电击伤、心律失常、急性左心衰、肺水肿、电击伤并颅脑损伤、吸入性肺炎。为此，董红艳与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就人身损害赔偿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本案对董红艳伤情进行了三次鉴定，其中市中院及省高院鉴定结论都为“电击伤”，最后司法部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为“受电流伤害依据不足”。所以在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董红艳是在武汉石油大厦大光明歌舞厅试聘时身体受到伤害的。但所依据的鉴定结论不能认定武汉石油大厦及董红艳在本案中有过错，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赔偿董红艳医疗费、后期治疗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专家会诊费共计人民币179014?84元。省检察院遂以董红艳的伤害不是电击伤所致，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抗诉。经再审，法院认为，董红艳确系在武汉石油大厦大光明歌舞厅试聘时身体受到伤害。三次伤情鉴定结论相异故不能确定双方存在过错。但受害人遭受到重大损害得不到赔偿又显失公平，据此原审以公平责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当，维持终审判决。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案件是不应该提起抗诉的。首先，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终审判决的“既判力”角度出发，在法官的原终审裁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无明显不当、裁判结果无显失公正的情况下，不应提起抗诉，从而保证“两审终审”的法定效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任何真理的发展过程都是由相对不断趋近绝对的运动。同样道理，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因为法官审案有一定的审判时限规定，希望个别法官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对复原逝去的事实真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4任何刻意追求个案处理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5因此，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存在绝对的公正、合理，在法律的范围内，其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此自由裁量的结果只要不显失公正，就不应提起抗诉，随意推翻。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主要职责应是合法性而不是刻意的合理性。其次，案件在两审终审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同时还会与第三人发生关系，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如果此时随意以毫无必要的理由提起抗诉，推翻原有的法律关系，这只能引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再一次处于动荡状况，而且还会随时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第三，在案件的判决或裁定相对正确，无纠正必要时，提起抗诉重新审理，会无端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符合诉讼目的和诉讼效益原则。笔者通过对当前我市法院受理的民事抗诉再审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裁判驳回检察机关抗诉，维持原终审裁决的占一半以上，除了因为法院大部分案件质量经得住考验外，其根本原因是法院裁决无明显不当之处，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解释和自主裁判，没有裁判明显不合法之证据，检察机关抗诉理由薄弱，属于没有必要提起抗诉的一类。就如上述电击伤案例那样，即便有一鉴定结论认为“受电流伤害依据不足”，也不能就此随便推定为“不是电击伤所致”，因为认为“不是电击伤所致”同样“依据不足”。目前检察院动不动就能提起没有实际价值的抗诉，其原因就是民诉法规定的法定抗诉情形太宽，不易掌握。有些当事人也利用了这一点，在无法定情形不能申请再审时，就拉关系走后门在检察院找熟人，提起抗诉。

二、规范民事抗诉权的几点建议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6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宽泛的抗诉情形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一)指导思想：民事抗诉权以实现法律、维护社会公益、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为目的。充分尊重当事人民事自主处分权，维护诉讼自由、注重诉讼效益。严格、谨慎行使该权利，达到权力与制约的科学平衡。

　　(二)关于抗诉的时间。抗诉是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要方式之一(除此外还有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由于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私权纠纷，因此按照民法私权自治的原则，我们理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私法范围内的处分权。当事人对此有提起再审的权利，也有接受原有裁判结果，放弃再审的权利。只要他们对私权的处分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不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国家公权就不应强行介入。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权，提起抗诉的时间应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届满之后。

　　(三)关于抗诉的条件

　　首先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其次，还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1?对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这一条，立法应明确规定该事实是一、二审范围之内的事实，认定事实的证据是经过一、二审质证的证据，不得以所谓新的事实或认定新的证据来推翻原一、二审中认定的证据。除非有下列情形：1原审证据系伪造、变造。2证人作伪证。3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系伪造、虚假鉴定或因其它原因被否定。4定案所依据的其它裁判被撤销等。对此立法应予以明确细致的规定。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这一条规定过于宽泛。因为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个理解法律并选择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人对法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法官在适用法律时，通过自身对案情的分析研究和对法律的理解，可以做出其认为正确的法律裁判。其对法律的选择有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因此对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要有一个明确的范围规定，即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检察机关不能随便把法官对法律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同理解认为是适用法律错误，动辄行使抗诉权。笔者认为，对于此条，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法官的裁判结果使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显失公正时，才能认为其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并列举出双方权利义务失衡的相关情况。3?对于“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这一条应详细列出几条对案件能否正确审理必定产生影响的几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因为违反法定程序存在的情况比较多，不见得都对案件的审理产生重大影响，致使双方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此条的空间太大，实践中操作起来，也不好掌握。

　　纵观西方近代审判制度，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十分注重法律判决的“既判力”，即十分注重既定裁判的严肃性、稳定性，决不轻言改判和纠错。然而对比中国古代传统法治，就可以发现，这种对“既判力”的尊重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地方官已经下了堂谕的，官员本人要求重新审理的例子已不鲜见。而地方官也是只要认为有道理，就能够不受以前的判决拘束而将案件推翻重来。‘有错必纠’被视为优秀的官员应取的态度。实际上，当时的听讼意味着只有在当事人事实上已放弃而不再进行争执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终结。”7这种传统法文化已自觉或不自觉被当今的立法者所承认和接受。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现行法治体制与西方现代法制体系之间的差别，以及与中国古代传统法文化之间的令人十分吃惊的暗合、吻合度。这种差别和暗合、吻合可以使我们清醒地判断出我国现今的法治体系在历史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法制现代化在我国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事抗诉之改良应是司法体制改革中必然要触及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还将与检察机关今后的定位及其在整个法治体系中的地位的变化或变革等息息相关。今后，法学界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地位如何确认之争论也将对民事抗诉权之改良及变革产生深远影响。通过纵横的比较研究，通过历史与现实定位观照，我国法制建设定会在错综复杂的诸矛盾的纠缠中对各种复杂问题，包括民事抗诉权的定位问题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和判断。

　　

　　注释：

　　1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法学研究》99年第1期。

　　2顾韬《关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及改良意见》，《法学》99年第12期。

　　3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99年第3期。

　　随着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退出市场主体，民营主体、混合型主体的企业呈市场主体的主导地位。同时，民营企业在经营中要求退出市场主体地位的也将增多。近三年以来，我院受理了五起民营企业破产案件、申请企业解散的有二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营企业破产案件将越来越多。根据我院受理的民营企业破产案件来看，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以便更好地审理此类案件。

　　一、民营企业申请破产立案审查方面的问题

　 （一） 观念问题：认为民营企业破产就是逃债，要求法院要慎重受理民营企业破产案件。

　　虽然在学说界、司法实务界对受理民营企业的破产不持任何争议，但是，社会上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及政界，他们对民营企业的破产还心存顾虑，认为这些企业破产就是在逃国有银行的债务。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是民营企业获取贷款的主要渠道，民营企业破产最大的债权人一般是金融部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导致民营企业破产时，国有商业银行只要是债权人的一般都予以反对。金融部门的反对，也就影响到政府部门，因为政府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部门的支持。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各类经济主体都能平等竞争，能平等地退出，这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观念。要做到这一点，第一，继续加大宣传的力度，使全社会都理解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不仅在企业的设立、发展中给予同一政策，在企业退出机制也应给予同等的政策，同等的退出机制，也是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有效手段。第二，法院依法审查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破产申请，不能搞区别政策。一是平等审查，即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凡提出破产申请的法院均依照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该条规定的均应立案受理，不符合该条规定均不予立案；二是平等要求企业提供相关材料，凡是申请破产的企业都要按照破产法第八条的规定，要求其提供各类材料，不能对民营企业要求严，对国有企业要求松。第三，法院独立进行审查。对企业是否符合破产条件法院要依法独立进行审查。但是，破产案件牵涉面广、涉及职工安置等多方面问题，单靠法院是难以解决的，因此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还要多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

　 （二）帐务问题：认为民营企业的帐目不一定真实

　　现在一个企业有几套报表已是不争的事实，即向银行呈送一份报表，这份报表反映其业绩优良、这样可以达到多贷款的目的；向税务部门呈送一份报表，这份报表反映的业绩可能就不怎么好、这样可以达到少交税的目的；企业自己保留的一份报表，这份报表反映其经营的真实情况、供企业经营决策时参考。有的企业可能还有更多的报表。但是，不论企业有多少报表，企业在经营中所发生的业务往来的原始票据只有一份，其原始凭证应是唯一的。在审理民营企业破产案件时，对于债权人提出破产企业可能做假账时，对此法院要重视。第一，法院在立案受理企业申请破产时要及时指定破产管理人，同时要求债务人管理好企业的账簿、必要时在管理人还没有确定时，法院应查封企业的账簿；第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在委托审计时，审计两个事项：一是，企业帐务的真实情况。这主要是审查帐务材料的真实性即原始凭证是否涉嫌造假等、帐务的连续性即企业自设立以来其帐务是否完整是否有断档等情况、帐务的一致性即企业帐、据、银行资金往来等，然后结合会计原理分析，帐务是否存在不真实或虚假的情况；二是，企业的损业情况。如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企业的帐务不真实或帐务不完整不能对帐务进行审计，法院对此应以企业不能提供会计资料，不能确定企业是否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条件，应裁定驳回申请；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认为企业帐务齐全能够作出审计结论，应予采纳。第三，将审计结论告知债权人。对于债权人认为根据现有帐据不能对审计结论推翻的，但认为原始凭证可能是假的，对此告知债权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如公安机关立案，法院中止破产案件的审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法院继续审理。本院受理的一起破产案件，债权人国有商业银行认为破产企业的帐务有假，经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认为通过该企业的帐据分析，该企业帐据应是真实，遂出具了审计报告。但是，债权人仍认为，反映该企业帐务的原始凭证可能是虚假的，于是要求其向公安机关报案，他们不报案，我院继续审理此案。第四，要求企业对出现的几套报表进行解释。对民营企业的帐务问题，笔者觉得要持这样的态度，一，不能怀疑，要相信企业所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完整的；二，要慎重对待，不管有无债权人提出，法院都要求管理人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三、要听取债权人的意见。民营企业财务除了涉及假帐问题外，还可能涉及这几个问题，1、股东私分或变相私分企业资产；2、股东抽逃入股资金；3、企业资产体外运行或叫做企业帐外帐等。这些都需要在审计时予以查明，如发现以上问题要按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去执行，该追回的应依法追回。

　　（三）无财产企业申请破产问题

　　一些流通性公司、服务性公司，企业成立时办公场地是租的，注册资本也不多，这类企业如经营不善，或遇到意外事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提出破产申请时，已没有财产，甚至破产诉讼费用也没有钱支付，需要股东从自己的收入中来支出。对这类企业申请破产法院应否受理？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其无法合法退出市场，债务人长期陷入债务里不能自拨；债权人因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权利也得不到保护；如果债权人将案件诉讼到法院，法院判决后，当事人申请执行，法院也无法将此案执行结案，对法院也有影响。对此，我们认为，无财产的企业申请破产，法院应予立案受理。其理由：一、从破产法的规定来看，申请破产的条件就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无财产，且债权人又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执行，因此无财产的企业申请破产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二、企业破产申请时能按照法院的要求提供破产法第八条第二款所规定提交的材料，如企业不能根据法院的要求提交相关的材料，应不予受理其破产申请，这就是说，无财产的企业只要其帐务齐全，能提交企业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法院应予受理。三、法院受理后，管理人经审查，发现其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根据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向法院提请终结破产程序。无财产的企业通过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企业就能合法地退出市场主体地位，其未清偿的债务就不再清偿。但是，无财产企业申请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因企业无财产，破产费用应由谁来承担，如诉讼费、管理人的报酬等，现在一些无财产企业在申请破产时，公司的股东表示愿意承担这项费用，但是，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债权人对立情绪大，无财产企业所面临的债权往往是因意外事故所发生的，如因企业出现交通肇事致受害人损伤，车辆投保的保额较小，而损害的程度又很大，或因工伤事故致职工受伤企业又没有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费，如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债权就得不到清偿，债权人可能以上访或其他形式反对法院受理该企业的破产申请。　　

　　二、 破产财产分配方面的问题

　 （一）民营企业职工借款能否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问题

　　民营企业在职工中借款用于企业发展，这也是民营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民营企业破产对于企业向职工的借款是否视同集资比照劳动债权，按照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去适用，这也是破产企业、职工与担保债权人的最大分歧。破产企业以及职工认为，企业向职工借款，实质是集资，既然是集资，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第五十八条规定，债务人所欠企业职工集资款，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就是说职工集资款与劳动债权是等同的。既然2002年最高法院已将职工集资等同于劳动债权，那么破产法实施后，对于集资款也应按照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劳动债权一样，首先集资款要按照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与其他劳动债权一并按第一顺序予以清偿，集资款清偿不足部分，以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但是，担保债权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即使是集资也只是参照劳动债权的顺序清偿，不是等同劳动债权，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所规定的情况不包括集资，因此集资不能按照劳动债权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我们认为，第一，企业向职工借款，与最高法院所规定的集资应是不同的概念，集资是本单位的职工在企业困难的情况下均等地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而企业向职工借款，可以是全体职工，也可以是部分职工，且所借款的数额不同，因此，企业向职工的借款不能称作集资；第二，即使企业向职工的借款也视为集资，也不能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因为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所适用的劳动债权有明确的规定，并没有提到集资可以适用该条的规定。因此，不能作扩大解释将集资适用该条规定。

　 除了向职工借款外，企业向社会借款的情况仍大量存在。对此，姑且不论其是否合法，通常做法，对此类借款视为一般债权处理。无论是企业向职工借款还是向社会借款，均作一般债权处理，如涉及人数多了，还有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需要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予以考虑。

　　（二）劳动债权中职工工资等方面确定问题

　　1、职工身份的难以界定。对于是否为企业职工，一般依照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来确定职工身份，但是，现在民营企业用工不规范，有不少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存在着大量的事实劳动关系。还有一些企业经常使用季节工、计时工，这些人与企业的劳动身份更不好确定，因此企业破产时难以确定他们的社会保险金及经济补偿金数额。

　　2、管理者的工资标准难以确定。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破产前确定了较高的工资待遇，但企业停产后，他们是否还享有这个待遇，因此，难以确定他们的欠发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3、企业股东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仍在企业领取较高的工资，在企业破产时如何处理？民营企业中，由于股东有权决定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也能在公司领取较高的工资，并购买社会保险，这是否合法合理？在破产清算中发现尚欠他们的工资该不该发，其经济补偿金该不该给？

　　4、企业聘用的已退休人员，破产时是否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是否支付给他们经济补偿金。

　　对以上四个方面，笔者认为按以下意见处理，一，对于职工身份的确定，主要依据劳动合同来确定，对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据工资表记载的为准；二、对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尊重企业的决定按实际发放标准执行，但破产时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按有关规定适当降低；三、股东未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已发的工资不再追回，欠发的工资不再补发、欠交的社会保险金不再为其交纳、经济补偿金不予给付；四、聘用的退休人员其欠发的工资予以支付，社会保险金及经济补偿金不再给付。

　　以上仅是在审理民营企业破产时所发现的一些问题，敬请专家及资深法官予以赐教。

　　加强对民营企业退出市场主体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规范地审理好民营企业破产案件，是法院在新形势下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的一个新课题，对此，需努力实践、不断探索。

　　（作者单位：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