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起军人婚姻案件如何处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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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起军人婚姻案件如何处理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起军人婚姻案件如何处理的解答
1954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法院：
1953年12月16日接到你省南康县人民法院（53）婚字第393号报告，要求解答三起有关军婚的问题。现转你院就近了解答复，并提出我们意见，以供参考。
一、杨德英与陈昆■、姚师舜先后订婚问题，男方都是革命军人，且均是婚约，解除那一个婚约，可尊从女方本人意见处理。此决定与姚师舜维持婚姻关系。陈昆■给女方的婚礼，女方如愿退还，可以退还。必要时亦可按照1951年10月八日我院与司法部法编字第9577号关于婚姻案件中聘金或聘礼处理原则的指示第四项下半段的精神处理。
二、革命军人林■（林元炯）自1949年10月间有过家信后，一直无音讯，其未婚妻易妹子于1952年请求取消婚约问题，经军委总政治部及你院1953年6月20日函复“从缓处理”，希你院再与省军区联系调查以便指示南康县院处理。并希同时参考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军委总政治部、司法部、内务部1952年12月15日司行字第820号关于“革命军人婚姻问题座谈会纪要”的联合通知问题的第四——现役革命军人的未婚妻……（要取消婚约须经军人同意）以及1951年6月30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通知关于处理现役军革命军人取消婚约的暂行规定与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处理在朝鲜战争中被俘或失踪之革命军人婚姻案件的联合通报（1952年10月17日法办字第3714号）等文件处理。
三、革命军人赖训津自1952年1月28日寄回家信后，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音讯。希你院再与省军区联系调查，复示南康县院。
附：江西省南康县人民法院报告 （53）婚字第393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杨德英系地主陈植三的童养媳，于1951年脱离了，经当地区府叶义贞同志介绍参加过土改，不久便与区委徐得贵、法院院长刘雨松等作保姆，以后又与本县驻军467团××同志作保姆，那时该团战士陈昆■与杨德英便认识了。乃于1952年旧历5月初6而订了婚，（当时陈昆■同志也告诉了他父亲陈茂生，并送给了杨德英的婚礼蓝士林布衣一套，7尺5寸中山呢布，7尺5捷克兰布，棉花1斤，扣子7颗，洋线一团（约6万元）。订婚（杨德英现在不承认订了婚）不久，陈昆■同志即调往了大庚，杨德英即又与县武装部（现在奥国）军人姚师舜认识，双方又订了婚，姚并将杨送在本县一小念书，后姚的部队调奥国后，杨即将户口迁至姚的家中居住一直到现在。
陈昆■同志家中有母亲，姚师舜家中也有母亲，姚的哥哥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现在杨提出与陈坚决取消婚约请求，陈昆■同志本人坚决不同意。但其母亲是同意了，不过要杨还回聘金。杨德英则坚决要到姚师舜同志家，而姚的母亲也不同意杨与姚取消婚约，并说姚也不同意。经本院劝解无效。应如何解决，请指示。
二、革命军人林■（又名林元炯）于1948年10月15日在东北方山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56师467团一营一连任文书，曾于1949年11月间于南昌军区政治部寄一张证明给其家中，后就一直至现在无音讯。
1952年其妻易妹子（19岁）即提出与其取消婚约，经我院向林元炯同志原参军部队及南昌军区及中央总政治部查询该同志征询意见，均无着落，后经请示，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3年4月22日发文组姻（53）字第155号及江西省人民法院1953年6月22日秘群字405号函复“从缓处理”。就一直至今没有处理。
现在朝鲜已经和平谈判，我院意见应请再行查询，如仍查询不着，则应判离，是否妥当，仍请指示。
三、赖训津于日冠攻陷我县退却后（民国34年）为国民党匪军抓去挑担后，即当国民党兵。后被我军解放，又参加解放军了。于1952年1月28日曾从皖北康复医院第二所寄回家信一封，但经我院各方函询均无着落，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是否可请总政治部给予查询，或准予判离，仍请示。
以上三个问题，请迅速指示，以便迅速结案。
特此报告。
1953年12月5日
新公司法框架下股东知情权及其诉讼救济
李凯
摘要：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改为契机，通过对新旧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知情权进行对比，并在探讨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利益冲突及其平衡后，阐明了新公司法框架下股东知情权的诉讼救济。
关键词：公司法 股东知情权 诉讼救济
公司法上的股东知情权是一个权利体系，其分别由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检查人选任请求权三项权利所组成。上述三项权利的内容虽然各异，但中心是股东对公司事务知晓的权利，都是为了能使股东获得充分的信息。而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不仅直接涉及到股东自身权益的实现，而且与公司管理是否规范化紧密相连。因而，世界各国在制定公司法时都对股东的知情权做出一定的规范。我国的公司法也不例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在这部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较之已往的立法更加完善、可行。
一、我国公司法中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法律界定
公司股东在什么范围内享有知情权是各国公司立法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其权利边界究竟应止于何处，各国规定未尽一致，我国公司法修改前后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修订前的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则被规定在第一百一十条。根据旧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够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主要表现为“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则限于“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可见，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被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
修订后的公司法分别在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做了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第九十八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由上述可见，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尊重和承认，修订前后的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问题上的变化主要是：
首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获得空前扩张。与修订前的公司法相比较，修订后的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公司的会计账簿；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则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修改后的公司法能够使股东更广泛地了解公司经营信息，更切实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加强对公司事务的监督。
其次，在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上述文件的同时，还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样有利于克服仅仅允许股东查阅公司相关文件所带来的诸如不能更全面、精确地了解、掌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弊端，从而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
最后，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账簿查阅权的行使程序和条件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即“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二、股东知情权制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
众所周知，公司是一个多元利益汇聚的组织体。如何协调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关系并给予其合理的制度安排，无疑是公司法的一个永恒主题。在是否给予股东知情权以及给予其多大程度的知情权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到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如果过于限缩股东的知情权，将有可能严重地影响股东权利的行使，对股东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同时，也不利于公司经营管理机制的形成。而过于扩张股东的知情权范围，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应有的商业隐私以及秘密构成极大地威胁，最终害及公司的合法权益。因而，在设计股东知情权制度时，立法者应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循环往复，寻求双方利益保护的最佳平衡点。
修订后的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范体现了上述理念。一方面，立法者在对待股东的知情权问题上，持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不仅从总体上吸收了原来法律的既有内容，同时还将其范围做了较大扩展；另一方面，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法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又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虽然在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某些公司文件享有查阅、复制权，但是对于诸如公司账簿等公司文件则没有赋予股东复制权。
其二，在对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所享有的账簿查阅权问题上，法律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以法律形式认可股东可以对公司会计账簿查阅的同时，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设定了一定的约束性条件：一方面，在提出查阅的要求时，股东必须向公司递交书面的请求；另一方面，则要求股东在查阅公司账簿时有合法的目的，并且要向公司说明其目的。如果公司有合理的根据认为股东查阅公司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时，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限制公司动辄以股东目的不合法为借口拒绝股东查阅账簿，法律则又赋予了股东在此种情形下享有一定的救济权利。在公司拒绝查阅时，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在其提出请求后15日内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同时，如果股东认为拒绝查阅存在不当，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其三，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律仅赋予其对公司相关文件的查阅权，而没有赋予其相应的复制权。这些规定，有效地协调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司或者股东任何一方利益的失衡，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法律关系的平衡与调节功能。
三、新公司法框架下股东知情权的诉讼救济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的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行使股东知情权遇到障碍时都有权利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的程序和条件作了要求，所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采取诉讼手段行使知情权时需要首先满足公司法的要求，即“股东认为拒绝查阅存在不当”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股东要做好下面具体工作：
其一，确定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被告双方。知情权受到损害的股东理所当然的成为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而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第7条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是公司，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所以，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被告为股东所在的公司。
其二，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股东知情权诉讼由公司所在的登记注册地的法院管辖。
其三，收集相应证据。一般情况下，民事诉讼中实行“谁举张，谁举证”的原则，因此在提起诉讼前，提起知情权诉讼的股东应当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支持所提出的诉讼请求。
其四，撰写起诉状并准备好副本。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2）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3）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其五，备好诉讼费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关于南非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事馆的协定
中国政府 南非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关于南非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事馆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本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附件一第十一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就南非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事馆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南非共和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事馆，领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规定，为南非共和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事馆执行领事职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便利。
三、南非共和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事馆的运作应遵循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领事事务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予以处理。
四、本协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生效。
下列签署人受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比勒陀利亚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南非共和国政府代表
（签 字） （签 字）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 恩佐外长
（签 字） （签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