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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17:28:53  浏览:9785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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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通知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通知

农科教发[200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机、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各省农科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相关农业大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全面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根据《规划纲要》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我部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

                        二○○七年六月十日

农业科技发展规划

(2006-2020年)

  未来15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科技作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将推动农业结构深刻调整、农村经济深刻转型、农村社会深刻变革。全面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农业,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纳入科学发展轨道,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制定本规划。

  一、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党中央国务院对今后15年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做出战略规划与部署,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农业科技进入新的发展起点,肩负着引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立足现实,植根产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道路。

  (一)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十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48%。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矮败小麦、禽流感疫苗等方面的科技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体培训为重点的“科技入户”工作深入展开,创新了农技推广机制;国际先进农业技术引进工作成效显著,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农业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36%;农业信息化快速发展,成为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农业科研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科技队伍得到加强,科研条件进一步改善,为农业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尽管如此,面对我国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面对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业科技发展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还未完全发挥。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明显不足,除主要农作物育种外,一些畜产品、园艺产品的品种和重大农业装备还主要依赖进口;产前、产中、产后等系列技术集成、配套不够;拓展农业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养殖业、加工业等重点领域技术成果严重缺乏;提高农业资源的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技术成果明显不足。二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科技投入机制。据现有统计结果,农业科研财政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仅为0.49%左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科研基础条件不能适应新时期创新任务的需要。农业科技投入的结构、方式还不完善,一些长期性和基础性农业科技工作尚需建立稳定的支持机制。三是创新和应用体系不完备,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农业科研体系条块分割、力量分散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科研联合协作不强,导致突破性大成果少;科研和生产还有脱节现象,农科教、产学研联系仍不紧密;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不稳定,农业科研与推广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二)农业发展对科技的战略需求

  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巩固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迫切需要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人口增长、资源约束、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主要农产品需求增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要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品质和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深入挖掘生物遗传潜力,创新种养模式,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物质技术保证。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效益。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培育主导产业核心技术,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合效益,推动农业产业技术全面升级,促进农业增长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加速成果转化应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迫切需要拓展科技转化渠道和增收空间。现阶段,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不高,转化渠道不畅,科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不快。因此,必须依靠科技开辟农业发展空间,拓展农业功能,组装配套实用化技术,壮大农业科技产业,丰富农民科技增收致富手段,使农民从应用新技术、新成果中得到实惠。

  发展循环农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新农村,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目前,我国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十分欠缺,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能力低,急需加强循环农业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清洁生产集成技术,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农业生产的区域循环,促进农业向无害化方向发展,支撑和引领新农村建设。

  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迫切需要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农业的国际竞争,农业竞争实质上就是科技竞争,也就是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较量。随着我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结束,要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资源环境等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有效增加科技储备,从总体上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增强农业竞争优势。

  (三)农业科技发展的机遇

  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保障力愈益强劲。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惠及了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加速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保护农业知识产权等政策法规日益完善,为农业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拉动力愈益强劲。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决定了必须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根本措施。调整农业结构,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缓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发展高效农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农业科技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愈益强劲。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生物技术、信息科学在农业领域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日趋活跃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起点;近2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农业学科体系,拥有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农业科技正不断孕育着推动自身跨越发展的巨大潜能。

  二、指导方针和目标

  (一)指导方针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需求,全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和人才强农战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未来15年,农业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加速转化,提升产业,率先跨越。

  自主创新,就是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具备先进实用科技成果的持续供给能力,在农业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领域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降低对外技术的依存度。

  加速转化,就是通过改善农业科技成果中试熟化条件,培育新型农民,推进农科教企大联合和产学研用相结合,突破农业科技成果成熟不够、转化不力和转移不畅的瓶颈,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速度和水平。

  提升产业,就是通过发挥科技的先导作用,着力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性农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提高农产品生产科技含量和转化增值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规模和层次,壮大现代农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率先跨越,就是通过体系建设和机制创新,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加快创新型农业建设,使农业科技整体实力率先进入世界前列。

  “十一五”期间,围绕农业“转变、拓展、提升”三大战略,强化政策、科技、装备和人才“四大支撑”,紧扣发展优质粮食产业、高效经济作物和园艺产业、健康养殖业、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业、生物质和生态等产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产业”的重大科技需求,实施发展现代农业“十大”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生产应用紧密结合,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大力提高农业科技转化与应用水平,创新农科教、产学研紧密衔接的机制,加快形成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强大合力。

  要把加快自主创新作为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贯穿于农业发展各个产业领域,贯穿于现代农业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把握三个战略基点:一是以增强科技创新活动的自主性为切入点,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营造良好环境,激活创新主体,提高创新效率,形成创造活力迸发、创新成果泉涌的新局面;二是以增强科技成果供给的自主性为根本点,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提高重大科技成果自给率,降低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牢牢把握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自主权;三是以增强技术吸纳的自主性为落脚点,提高应用者选择、采纳和应用先进适用技术的能力,实现农业生产力的新跨越。

  (二)总体目标

  到2020年,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转高效、支撑有力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我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率先进入世界前列。农业科研开发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推动以现代农业为核心的创新型农业建设。

  经过15年的努力,在我国农业科技的若干重要方面实现以下目标:

  ——继续保持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基因工程疫苗等方面的国际领先优势,带动畜禽水产优良品种、专用特色品种培育取得突破;

  ——加快优势农产品高效安全生产、耕地质量提升、重大农业生物灾害防控、农产品采后收理与加工和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和管理标准体系;

  ——突破农业装备的关键部件和设备研制工艺,提高我国大型、成套、智能化农业机械和农业工程装备的技术含量和自给率;

  ——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取得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世界农业前沿学科和基础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成稳定高效的创新队伍,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显著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快速转化应用能力。

  (三)“十一五”目标

  “十一五”期间,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基本框架,建设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综合服务体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5%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5个百分点。

  ——培育40个左右主要农作物主导品种,新品种增产潜力提高10%以上,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5.0亿吨左右;培育15个左右主要畜禽、水产养殖新品种(系),畜禽和水产新品种增产潜力分别提高10%和15%;动植物新品种产品品质明显改善,自主供种能力大幅提高;培育一批高产、高能量、广适性、低成本的能源作物新品种。

  ——主要农产品深加工比例提高到40%,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提高到1.5:1。

  ——开发先进实用智能化农业技术装备10~15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提高9个百分点,综合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损失率由8%下降到5%;猪、牛、羊、禽的病死率由8%、2%、4%和18%下降到5%、1%、3%和12%以下;水产业病害损失率降低8%。

  ——主要农区耕地退化率下降10个百分点,农田地力等级普遍提高1~2级;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肥料、农药等资源利用率分别提高3个百分点;秸秆饲用率提高到40%。

  ——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无公害生产;示范区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

  ——建设100万个科技示范户,培训农民5亿人次,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重点区域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入户率达到90%以上。

  ——建设“三电合一”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务覆盖面达到2000个县,覆盖率达到农业市县的90%以上,受益农户达到1.6亿户。

  三、农业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

  (一)中长期重点任务

  重点开展农业生物遗传改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如重要农业生物基因和功能基因组及相关“组”学,高效规模化农作物、畜禽、水产转基因技术体系,生物多样性与新品种培育的遗传学基础,植物抗逆性及水分养分和光能高效利用机理,农业生物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农业生物安全与主要病虫害控制原理等。

  重点开展事关现代农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的重大核心技术研究,如种质资源发掘、保存和创新与新品种定向培育,畜禽水产健康养殖与疫病防控,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现代储运,农业生物质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态安全,环保型肥料、农药创制和生态农业技术,多功能农业装备与设施,农业精准作业与信息化,现代奶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及主要农作物规模化制种技术等。

  (二)“十一五”期间重点任务

  1.组织农业科研攻关

  在瓶颈性与紧迫性的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在一些农业应用基础与前沿高技术领域开展自主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成果,构筑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高地。

  ——新一代动植物新品种培育。重点研究动植物遗传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应用常规技术、转基因技术、分子定向育种技术以及航天诱变育种技术等,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特别是在超级稻、优质专用小麦、高产多抗玉米、转基因杂交抗虫棉、优质多抗蔬菜、高油油菜、杂交大豆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猪、牛、羊、禽和水产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种培育上取得明显进展;在出口创汇型经济动植物的特色种培育上取得明显成效。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监控。重点突破高效、安全农业生物制剂创制技术、无害化生产关键技术、标准化生产技术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农产品和环境中化学污染物快速在线检测等检验检测技术,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要应用前景的基因工程疫苗、生物农药、新型肥料、生物饲料添加剂新产品;研制一批阻隔、诱杀防虫和设施避雨、控湿防病等无害化生产关键技术;构建基于抗原-抗体反应的污染物快速在线检测技术体系,开发相应的技术产品及检验检测设备。

  ——高产高效种养技术与农作制度。重点突破大面积单产均衡增长的栽培理论,研究开发不同生态区域主要农作物轻简栽培和基于“个性化”的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研究设施连作障碍治理技术,研究开发区域农业生产物质要素、技术优化组合及科学配置模式;研究开发不同区域、不同饲养规模畜禽和水产高效健康养殖模式与技术体系;研究开发养殖高效节粮、节能减排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开发海洋牧场营造技术、工程建设资源与生态危害量化评估技术。

  ——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重点研究基于功能基因组的动植物疫病(包括外来物种)分子诊断、预警和防控技术,建立我国农业生物灾害和外来物种监测预警、生态安全评价与防控技术体系。研究开发新型疫苗、新型化学合成药、中兽药和诊断试剂,建立兽药安全评价体系。在禽流感、口蹄疫、猪瘟、新城疫、蝗虫、稻飞虱、稻瘟病、小麦条锈病、红火蚁及水产养殖病害等重大农业生物灾害防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农产品采后处理及精深加工。重点突破酶工程、生物工程、现代发酵工程以及新型高效分离、分级、杀菌、防腐、保鲜、干燥等农产品精细加工技术,开发新型、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和医药中间体、功能性健康食品和配料等,开发超高压加工、脉冲电场杀菌、微波真空干燥、超微粉碎等新型加工设备,促进食品加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现代农业装备与设施。重点研究农业装备自动导航、过程监视、智能测控与远程网络通讯技术,开发园艺设施用微型耕整机械、小气候调节机械和自动化调控设备,开发渔船节能机械、助航、捕捞等关键技术及装备,加强对水产品加工和船网机具修造耗能设备节能技术改造,在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养殖、设施农业、设施渔业、渔业节能、农产品加工与贮运等成套技术装备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显著提高我国农业装备技术含量和现代化水平,显著降低渔业产品综合能耗水平。

  ——节水农业与地力培育。重点突破生物节水、农艺节水和非常规水安全高效利用等节水与节约农业关键技术,创制环保型节水制剂新材料,研发多功能、智能化节水农业关键设备与重大产品。突破重点区域退化农田土壤结构改良、保护性耕作、蓄水保墒与水肥一体化调控技术等,建立区域性农田地力培肥与污染治理技术体系,建立土壤资源管理利用系统。

  ——科学施肥与科学用药。重点研究快速、高效的有机肥料资源腐熟剂和便捷、实用的有机肥料资源无害化处理技术,开展土壤养分批量化测试方法、田间试验、施肥技术等研究,加快施肥指标体系建设,研发缓(控)释肥料等新型肥料。重点突破适合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低容量喷雾技术,研究喷雾助剂的应用技术,研制环保施药机械,制定农药使用技术标准,促进农药使用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草原植被恢复重建与饲草利用。重点研究低扰动补播、已垦草原撂荒地植被重建、划区轮牧、人工草地建植管理、优质饲草加工与质量控制、舍饲半舍饲草畜平衡等技术,构建我国退化草原快速治理与可持续利用技术体系。在载畜量调控、饲草料生产和提高草畜转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生物质资源转化。重点突破能源作物品种选育、能源作物资源开发转化、秸秆类原料沼气发酵利用等关键技术,带动生物质燃料产业。突破木质素及纤维素的改性和树脂化技术以及生物塑料、可降解地膜开发技术等,带动生物质材料开发。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突破源头控制、过程治理以及末端资源化治理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核心技术;突破农业环境化学污染物降解和修复技术,开发农业环境生物修复和污染物降解生物制品;研究水域污染生态危害评估与防灾减灾关键技术,开发污染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筛选并培育能高效吸附、富集或降解各类污染物的植物和微生物新品种。

  ——数字农业。重点突破动植物虚拟表达和数字化设计、作物生命过程信息探测、农业遥感等数字农业核心技术,开发一批农业信息采集、农情监测、耕地质量测定、农产品质量检测等软硬件产品,构建我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大环节的数字农业技术和应用体系。

  2.开展核心技术集成示范

  围绕现代农业的产业需求,以农产品生产和开发为主线,熟化核心技术,组装集成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延伸农业产业链,壮大现代农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粮田目标产量保障技术集成与示范。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生产潜力土地的地力水平和生产条件,确定优质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目标。通过品种选择、水肥调控栽培和病虫害防控等技术的集成应用与示范,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形成保障目标产量的“品种+技术”模式,促进粮食的稳产、增产。

  ——重要出口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根据区域特色资源、生产特点和不同出口国目标市场的态势,将目标市场标准、产地环境监控、动植物关键生产环节或过程调控、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技术进行组装集成和标准化生产,建立出口农产品从“基地到目标市场”的全程质量控制示范体系,拓展农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逐步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大宗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集成与示范。在优势农产品区域产业带,完善产地环境监控、农产品品质提升与质量安全监测、投入品安全使用、有害物质降解等技术,开展标准化配套集成并进行示范,建立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现代牧业小区集约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在畜产品优势产区或无规定疫病示范区,将牧业小区规划布局与畜舍设计、牧业小区管理、饲(草)料保障、疫病防治、粪便无害化处理等技术进行配套集成和示范,提高小区集约化饲养能力和水平。

  ——水产良种高效健康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根据不同水域特点,以水产良种规模化养殖技术为核心,将鱼、虾、贝、藻等种苗繁育技术、病害控制技术、饵料投放和利用技术、水质调控技术等进行集成和示范。建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体系,开发渔业资源增殖技术。

  ——循环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针对不同区域农业生产和资源特点,将农业生产和加工剩余产品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循环再利用技术等进行组装配套,建立“畜/禽-鱼-稻”、“四位一体”、“猪-沼-果/菜”、“五配套”、“两池两灶两棚”等新型良性循环示范模式。

  ——设施农业技术示范。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种类农产品生产需要,以设施农业可持续生产技术为核心,将设施优化构型。新型覆盖材料、优良品种、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设施专用作物商品化育苗、无公害高效栽培、设施土壤障碍控制与改良以及设施环境控制技术等进行组装集成和示范。

  ——大宗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与示范。针对大宗农作物重点农时、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的需要,以成套的农业生产工程技术和装备为核心,将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设施蔬菜等农作物生产关键环节(耕作、播种、栽插、收获等)的工程技术和实用高效成套技术装备进行智能组装示范,发展保护性耕作,提升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和全程机械化生产服务能力。

  ——精确生产技术示范。在粮食主产区,针对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不同作物和区域自然特点,将精细整地技术、精量选播技术、精确施肥技术、精准施药技术、精量调水技术等进行组装集成,构建5大作物精确农业技术示范体系。集成示范猪、鸡、鸭、奶牛等主要畜禽精确饲养技术,构建环境控制、饲养工艺、饲料投放等精确饲养技术体系。

  3.实施科技推广示范工程

  按照“工作措施到村,上下联动抓户”的工作要求,以推广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为载体,以实施主体培训为手段,提高成果转化率和农民对科技的吸纳能力,促进农业知识、技术、信息、服务进村入户。

  ——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以科技示范户能力培养为核心,强化农业科技推广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组织推动,市场机制牵动,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带动,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组织拉动,专家、技术人员、示范户和农户互动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新机制,形成人、财、物直接进村入户的科技推广新模式。

  ——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大力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大力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建立农民科技书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和转移就业能力,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乡村清洁工程。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通过物业化模式进村入户与示范带动,大力推广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推进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生活垃圾和污水(三废)向肥料、燃料、饲料(三料)的资源转化,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通过集成配套推广节水、节肥、节能等实用技术和工程措施,清洁水源、清洁田园和清洁家园,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三生)的目标。

  ——农村信息服务工程。建立农村市场、科技、服务等三大信息应用系统,整合国际国内两类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国家和省级农业数据中心,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大力开发利用农业信息资源,健全完善主要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电脑、电话、电视“三电合一”的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启动、推进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深入开展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工作。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科技促进工程。在粮食主产区,重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水稻免耕抛秧、机插秧、超高产栽培技术,小麦氮肥后移和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玉米覆膜及增密技术,大豆窄行密植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推进工程。示范和推广粮棉油、果蔬、茶叶、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天然橡胶和特色热作产品等加工关键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传统工艺的现代化技术与装备,有效推行良好农业规范(GAP)、良好操作规范(GM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ISO9000等质量安全管理技术体系;在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推广龙头企业原料标准化生产技术,建立产业化基地。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科技工程。全面推行无规定疫病区建设技术规范、培训和推广科学免疫程序与疫苗使用技术、疫病现场鉴定与快速诊断技术,有效遏制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降低畜禽发病死亡率。建立动物及动物产品标准与追溯体系,推进信息化管理进程,提高动物卫生水平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水平。

  ——重大植物疫情防控科技工程。大力推进优势园艺作物非疫区建设,全面推行非疫区建设的技术规范,加强突发植物疫情传播规律、疫情鉴定和种子(苗)的快速诊断与应急防控技术研究,有效提高重大植物疫情监测和封锁控制能力,遏制重大植物疫情的发生和传播。

  ——“一村一品”产业科技推进工程。根据农业生产布局,结合资源特色,通过规划先导、知识培训和科技服务载体建设,构建“一村一品”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推进技术升级和品牌建设,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一村一品”的发展规模和层次。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体系

  ——建设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以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为基础,尊重农业科技工作的基本规律和自身特点,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率为核心,通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创新项目的带动,以任务带团队,以团队促网络,以网络建体系,优化配置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和相关农业高校的科技资源,建设国家基地。根据农业综合区划和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在省级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大学中,建设一批区域性主导技术和产品开发实验室、实验基地、改良中心和产品创制中心。依托创新能力较强的科教机构,建立科技成果扩散站点。鼓励与支持企业建立农业技术研发中心。最终形成符合农业科技发展规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显著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

  ——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适应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形势,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的精神,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总体要求,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明确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合理设置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理顺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涉农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农资连锁配送、病虫专业防控等社会化农业技术服务组织,积极稳妥地将可交由市场来办的一般技术推广和经营性服务分离出来,鼓励其他经济实体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服务行业和领域,参与基层经营性推广服务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鼓励国外组织和个人创办农技服务中介机构。建立农技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提高服务质量和市场信誉。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保证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资金的供给。

  ——健全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建设和完善中央农民科技培训媒体资源与传播中心及省级农民远程科技培训资源服务中心、县级农民远程科技培训中心、乡镇农民远程科技培训站,增强媒体资源制作、数字化储存、服务管理、资源传播和远程培训的能力。充分发挥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院校和社会各方力量,开展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建立由政府组织、农业部门主导、农科教结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网络系统。实施农民培训工程,通过项目管理,加强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培训条件,推进农业技能鉴定,不断探索和完善农民培训的运行管理制度。继续推进农民科技书屋建设。

  ——完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以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为主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进一步改善育种创新和种子市场环境,积极推进农业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品种权管理规章制度。制定并实施品种权战略,把创造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措施,贯穿于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加强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提高保护水平,为新品种审查测试和品种权案件查处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大力开展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体系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品种权审查、测试、行政执法和中介机构人员素质,改善管理条件,增强管理能力,提高管理水平。

  (二)创新机制

  ——完善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绩效考评机制。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逐步优化科技经费投入结构,坚持“稳定支持、合理竞争”的经费支持原则,积极探索适合农业科研特点的经费支持方式。规范和创新经费的管理,在科研基地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条件建设等方面,建立协调高效的管理平台,优化资源配置,使财政科技投入效益最大化。逐步建立项目的绩效考评制度,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跟踪,开展目标考核。对不同机构和不同项目进行分类指导和考核,科学评价执行情况,提高科技创新效率。

  ——改革立项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对重大农业科技问题进行统筹协调,对重大科技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在应用性研究领域,建立科研选题和立项的公开、公示、公议制度,广泛听取并充分尊重农民、农技人员、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做到顶层设计与生产需求紧密结合,实现“选题从生产中来,成果到实践中去”。优先支持机构间、学科间和研发机构与用户间联合、互动项目。

  ——完善分工协作和联合攻关机制。围绕国家农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全面推行以任务分工为基础、以权益合理分配和资源信息共享为核心、以项目为纽带的协作攻关机制。实行项目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根据任务需要,跨区域、跨学科、跨专业自主组建创新团队,科、教、企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突破性大成果的产生和创新效率的提高。

  ——建立团队与人才队伍培养机制。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评价制度,促进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引进,通过组织实施国家重大专项和行业科技计划项目,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贯通的农业科学技术协作网络。建立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对科学研究、科研管理、技术推广服务等各类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促进形成一支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创新人才队伍,一支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农业科技管理人才队伍,一支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农技推广队伍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建立成果分类评价与快速转化机制。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第三方独立评估制度。基础研究成果以同行认可和学术影响为依据;应用性研究成果的评价阶段后移,以技术转移、生产和市场应用实际效果为主。实行科技成果定期发布制度,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收集,定期公开。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采取媒体宣传、现场观摩、集中展示等方式发布和推介,促进技术转移。

  ——探索建立农科教、产学研紧密衔接的新机制。根据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探索以区域为单元,以产业链为主线,以科研项目为依托,围绕共性技术难题,整合相关科技资源,构建上中下游无缝对接的科技创新链条和区域化农业科技平台,实现区域科技资源一体化布局,探索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的有效宏观模式和微观范式。

  ——建立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机制。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协作网,创建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和交流平台。加强群众性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学术网站等建设,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扩大国际影响。加大农业技术与人才引进力度,主动加强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机构在资源、技术、智力、项目、实验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充分吸纳国外资金用于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加大公派留学人员和国际合作研究工作力度,鼓励有条件单位到国外开展项目合作、建设国外研究基地,增强科技竞争的实力和科技发展的能力。加大实施农业科技与产品的“走出去”战略,鼓励科研院校和龙头企业适时地将技术和产品向境外输出,开拓农业技术和产品的国际市场。

  (三)加强各类科技计划实施

  ——积极组织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发展计划的实施。组织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力争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成果和战略产品。积极争取扩大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科技基础平台计划等计划项目在农业领域的比重。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荐并有效组织有明显优势的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任务。

  ——组织实施农业部门各项科技计划。继续实施948计划,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继续实施农业科技跨越计划,按照农科教、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加强区域性农业科研协作攻关,加快技术成果和产品的集成创新和中试熟化。继续实施超级稻研究和推广项目,不断提高研究水平,扩大示范推广的成效。实施行业科技创新计划,开展应急性、培育性、基础性研究,满足农业各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组织实施航天育种项目,探索农作物育种的新途径。加强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重大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改良中心分中心、区域技术创新中心、原原种基地等建设,优先支持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基地承担国家农业科技项目。加强农业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科技制度等软科学研究的投入,重点解决农业科技管理工作所需的决策信息和依据。

  (四)完善激励政策,落实相关法规

  ——完善相关优惠政策。落实国家在农业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在金融信贷、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投入农业科技,逐步形成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农业科技投入格局。允许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捐赠设立支持农业科教基金,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农业教育、培训,促进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建立科研、教学、推广单位、企业的科研基金、推广基金制度和国家农业科技服务收购制度,鼓励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推广服务和成果转化工作。

  ——鼓励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落实国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各项政策,引导各类农业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使其逐步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形成一批食品加工、生物制剂、新材料、新能源等科技产业。鼓励农业企业、农业科技中介、农民合作组织等与农业科研院所以多种形式合作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落实相关政策法规。深入贯彻落实《农业法》、《科技进步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财税、金融等政策,根据农业科技发展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引导地方政府对相关农业科技项目实施配套。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技术支撑体系、行政监管体系和风险交流体系,加大转基因生物安全执法检查力度,提高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农业野生资源保护,完善监管体系,完善采集、进出口审批制度,对重要濒危农作物近缘野生植物进行抢救性收集和入库、入圃。同时,扩大原生境保护点,尽快遏制资源衰竭与流失状况。

  (五)加强领导

  各级农业行政部门要按照新时期农业科技的指导方针,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农业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各级农业行政部门要重视和大力支持所属科研、教学、推广单位的工作,继续深化改革,大力探索和总结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方式和新模式,加强各类农业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申报和监督实施工作。

  各级农业行政部门要把农业科技宣传、教育与普及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站等公众媒体,宣传农业科技、政策、法规等知识,推介科研最新成果,充分发挥科教单位和其它组织在宣传和普及方面的作用,提高农民学科技、用科技、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的能动性。

  各级农业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奖励,大力倡导情系“三农”、扎根基层的奉献精神,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努力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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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一般刑事犯罪判处管制是否妥当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一般刑事犯罪判处管制是否妥当的请示的复函

196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6月30日〔61〕法秘字13号请示,已经收到。
对处理小偷小摸、赌博、投机、通奸等人民内部一般违法行为,主要是批评教育问题,可根据具体情节采取个别教育、传讯教育、当众检讨、赔偿道歉、检讨具结等办法处理。只对其中个别的,如赌头赌棍或投机牟利扰乱市场情节恶劣的,可以依法罚办。通奸问题一般只能作个别教育,严重的作个别处理,不能提到群众中去检讨批判。对小偷小摸、赌博、投机、通奸等一般违法行为,采取判处管制的办法是不妥当的。


艾佳慧. 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大调解”/中立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中国调解新模式的“大调解”,包括党政驱动、司法能动、多方联动、法院主导和关系协调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于预防和解决纠纷,更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主导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纠纷。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缺失中立第三方的问题,并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的实践效果。


一、引言

调解和判决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两种方式,其重点都是单一解纷主体在纠纷发生之后的协调、处理和判断。与这两种解纷方式相比,“大调解”却不同。“大调解”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的纠纷排查调处方式,目的在于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1]“大调解”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的多元化和联动化,而且体现在纠纷的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并重上。

“大调解”何以产生?原因在于纠纷类型的变化。与以往相对单纯的、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相比,“新形势下的社会纠纷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企业的整治、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纠纷,其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2]因此,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解纷创新模式,江苏省南通市首次尝试“大调解”。在得到各界肯定和宣传后,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4年6月转发《省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在全省建立“大调解机制”。江苏省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随着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下发和推广,“大调解”作为一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

作为当前“维稳”治理模式的一种司法呼应,“大调解”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不仅缘于中国司法的政治依附性,也缘于纠纷解决的现实必要性。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虽然有适用边界的限制和不足,“大调解”实践仍然是中国司法在新形势与新背景下探寻当代纠纷解决模式的一种努力,它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现实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3]在官方看来,这种“三位一体”的新调解机制不仅有助于减轻法院审判的压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4]

强世功教授曾经指出,不管是社会功能分析、文化解释,还是权力技术分析和关系/事件考察,中国的调解研究必须面对调解制度和实践在近代以来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展现的独特形态,进而理解现代性在中国展开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特殊问题。[5]如果说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展现了中国式调解的一种独特形态,那么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大调解”就是调解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出现的又一种让人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崭新模式。其真实功效究竟如何?该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这种调解新模式?笔者将围绕此类问题作番探究。

当前,在“维稳”逻辑下进行的“大调解”在本质上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调解。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解是指中立第三人以当事人的需求和利益为基础,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促进沟通交流以达成和解的过程。[6]调解的特点是事后性、当事人的自愿性、调解人的中立性以及程序的导向性,而“大调解”的特点是关系协调性、事前预防和事后解纷的双重性以及调解人的当事人化。在调解主体(如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又是被调解的一方主体时,“大调解”只是当地党政机关借用司法权威——或者只是希望在事前获得司法建议——力图单方面解决社会纠纷、实施社会控制的行政手段。因此,从根本上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7]的实践效果。

二、一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

2007年11月,受B市D区人民法院的邀请,笔者曾经在位于该市北部深山区的T法庭参加过一次关于调解机制的研讨会。[8]2010年4月,为了深入了解新时期司法调解在农村地区的具体运作状态,笔者再次来到T法庭进行调研。很不巧,由于L乡司法助理员出差在外,[9]之前预定的下乡调解不能成行。幸运的是,在T法庭H庭长的安排下,笔者有幸在大山深处的L乡政府以旁听者的身份亲历了一次“大调解”过程。

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的主角,包括L乡S村的村主任、村支书和村会计。参加者有T法庭的H庭长和该庭另外两位法官、乡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乡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以及S村聘请的律师。首先简单介绍引发此次“大调解”会议的缘由。根据“B市‘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市政府专项拨款建设村民住宅。在此背景下,2008年5月,建筑承包商Y(B市C县人,对一直生活在本乡本土的S村村民而言,他只是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与S村30户村民签订了建房协议,合同约定2008年9月底完工。但是,由于S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拒不给付前期的20万元基础处理工程款,Y和众村民在奥运期间频繁上访。为了“维稳”,在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下,S村村委会给付了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2009年4月,Y到D区人民法院起诉S村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诉称2008年5月,S村村委会与其口头达成协议,同意Y接手该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中的村民住宅工程,让其与村民自行签订合同并由村民用国家补贴的建房款自行支付,但建房场地填方、平整工程和农户的基础处理费用由村委会承担,并承诺除村民自己负担的费用外,其余的工程款由村委会按照国家预算规定给付。但是,至起诉之日止,S村村委会除了给付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之外,其余工程款均未结算,因此请求法院委托相关机构评估工程量并判S村村委会依评估量给付工程欠款。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了Y的诉讼请求。Y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样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原判,终审判决书已于2010年3月12日正式下达。

在理论上,既然已经二审结案,根据二审终审原则,建筑商Y就应该服判并继续履行建房合同。现实却没有这么简单。建筑商Y由于不服判决,正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拒不建设余下的收尾工程;村民则认为是村委会把Y撵走了,所以要村委会负责;而村委会认为自己是胜诉一方,一分钱也不想出。但是,“维稳”的政治要求却使L乡政府不得不出面组织各方力量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参加完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笔者发现其有如下4个特点:

1.村干部不仅是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又是一起合同纠纷的被告和被上诉人,同时还是此次会议的协调和说服对象。或者说,在因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而引发的“大调解”案件中,村干部既是调解的主体,又是调解的对象。

2.在理论上,调解一起纠纷需要纠纷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共同出席。但是,此次会议只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村委会干部出席,既缺少表面上的对方当事人——承包商Y——的参与,也缺少潜藏的另一方当事人——27户S村村民——的参与,因此,这只是一次经由L乡政府召集的、单方的事后纠纷解决会和事前协调会。

3.在因建设S村村民住宅引发的纠纷及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此次会议既有事后解决纠纷又有事前预防纠纷的功能,或者说它既承前又启后。在前者,虽然历经了奥运会期间的第一次“大调解”、[10]诉前调解、一审和二审,S村村民住宅建设纠纷仍然没有完结,因此,此次协调会希望能够通过法庭和乡政府施加的压力迫使S村村委会让步,从而彻底解决纠纷。在后者,由于雨季到来可能导致村民居住的老屋大量坍塌,不仅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村民还可能因此起诉村委会甚至集体上访,因此,此轮协调会的目的也在于群策群力解决村民入住新居的问题,从而预防可能的诉讼和上访。

4.虽然参加协调会的主体相对多元,但核心主体只有三方:村委会、乡政府和法院。其中,S村村委会以村主任为代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代表乡政府,而法庭庭长代表法院。各方在此次协调会上的表现和态度如下:

首先看村主任。虽然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源自S村村委会不能及时、全额给付建筑商工程款,但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的态度一如既往地非常强硬。他不仅不承认这场纠纷和村委会有关系,也不愿为此拿出一分钱(不管是承担评估和公证的费用,还是为剩余工程买单)。从头到尾,村主任一直在强调“这是村民和Y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村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要让村委会出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甚至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指出村民目前居住的老屋很可能因为雨季到来而倒塌时,村主任也表示:“要是不想到乡长和书记,砸死就砸死呗,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村主任基于“维稳”考虑还是愿意参加这场协调会,因为“稳定”直接影响着乡镇领导的政绩,而乡镇领导是村干部的权力及附着其上的利益的来源。村主任说:“其实没有我们的事情,就是怕村民集体上访,心里想着乡领导,有点‘投鼠忌器’”。

其次看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11]作为召集人和主持人,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考虑的重心是S村村民的居住安全以及防范可能的集体上访。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说:“现在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雨季就要来了,很多村民还住在拆了一半的老屋里,这样下去怕会引发很多问题。”“要不是看着房子要倒,随它怎样也就不管它的了。”另外,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和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之间的关系和话语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村主任的话语颇有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但在面对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及其代表的乡政府时,他又有点像平时受宠又不太听话的小儿子,撒娇耍泼成了他的话语策略。而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那边,似乎很理解这个不听话的小儿子,在村主任激动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责任,村民爱干嘛干嘛”时,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很像耐心的家长,告诉他“出了问题还得你们承担责任。气话可以这么说,但也不能这么做”。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看似是两个主体,但在涉及基层政府的法律事件中,乡政府和村委会其实是利益共同体。

最后看法庭庭长。作为被邀参与这场“大调解”协调会的法院代表,H庭长是一位以其丰富的调解经验和法律知识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称赞的法律权威。整场协调会下来,H庭长的作用体现为,在法律的框架内为S村村委会提供权威的法律咨询和引导,甚至以威胁的方式劝说村委会接受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在村主任要法官去村里引导村民起诉Y时,H庭长说:“人家不起诉,你不能强迫人家起诉……另外,村民不起诉Y肯定都提前咨询过,你找评估公司来评估肯定需要花钱,而且这一年多建材价格涨的很厉害,房子评估下来价格说不定会上涨,这样村民肯定不会接受”。他还警告村主任和村支书:“现实考虑是评估费很高,这笔钱谁出?你们俩要想好村里要承担什么责任?”最后,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诉讼和上访提供了两个法律框架内的建议:一是先挨户了解村民情况,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先找评估公司固定证据,然后再找人完成剩余工程,尽量让村民入住新居。可以看出,在这场只有一方主体的协调会上,法庭的作用就是在利用法律知识制约村委会的前提下,提供一套既不违背法律又能力保社会稳定的综合性方案。

三、“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社会功能

虽然这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只是当下中国“大调解”运动中一个并不完整的微小切面,但“见微知著”,“观一叶而知秋”。通过这一微小切面,笔者尝试着提炼和总结“大调解”机制的运作模式,进而考察其当代功能。

先回到T法庭独创的“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由于其辖区地处大山深处,地广人稀,为了方便村民诉讼,在H庭长的带领下,该法庭逐渐形成了“以法庭为主导,以司法所、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为主体,以派出所和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为两翼,以诉前调解、庭前调解为重心,以巡回调解和巡回审判为主要方式的纠纷化解长效机制,即为‘五元一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有山区司法特有的创新之处,但用H庭长的话来说,“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的本质还是一种“大调解”联动工作机制,除了方便群众打官司,还在于整合既有调解资源,防止矛盾激化,以便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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