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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

(2008年11月20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0年5月27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提高公民心理健康水平，保障精神障碍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精神卫生事业促进和精神障碍的预防控制、诊断治疗、康复服务以及相关行政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精神卫生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精神卫生工作，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精神卫生工作。

发展和改革、民政、公安、司法行政、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技、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精神卫生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精神卫生相关工作。

第五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按照本条例关于区人民政府及区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职责的规定，负责其管理区域内精神卫生工作的管理。

第二章 事业促进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精神卫生工作作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需要建立精神卫生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加大投入，完善精神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市精神卫生工作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为主体，综合性医疗机构为辅助，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的原则，整合本地区精神卫生资源，明确各级各类精神卫生机构职责，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应当全面开展精神卫生服务，并负责对综合性医疗机构、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的精神卫生服务进行业务指导;综合性医疗机构、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市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开展相关精神卫生服务。

第八条　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神障碍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省和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执行。农村精神障碍者的医疗费用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对本市下列精神障碍者实行医疗救助: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抚)养人的精神障碍者;

(二)生活困难的重性精神障碍者;(三)流浪乞讨的精神障碍者。

具体救助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人事等行政部门加强对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对医疗机构中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识别精神障碍的能力;积极开展相关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从事精神健康教育工作的能力培训。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为公安、司法行政、民政、教育等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一条　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加大经费投入，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医疗机构开展精神卫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控制、诊断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水平。

第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提供资助、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支持本市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精神卫生事业。

第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职业保护，逐步改善其工作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精神卫生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正常执业活动。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由市、区人民政府予以表彰。

第三章 预防控制

第十五条　本市建立以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体、医疗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精神障碍预防控制体系。

第十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提高公民精神健康水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采取措施，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

各单位应当重视劳动者的精神健康，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特点，开展精神健康教育，营造有益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关注居民、村民的精神健康需求，营造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

第十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重大灾害的心理危机干预列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在重大灾害处理过程中，组织开展心理危机干预，降低灾后精神障碍发生率。

第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精神健康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精神健康水平，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

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精神卫生的公益性宣传。

第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教师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其促进学生精神健康的能力。学校应当为教师接受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供必要条件。

学校应当结合素质教育，将精神健康教育纳入工作计划，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展精神健康教育、咨询、辅导，创造有利于学生精神健康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高等学校应当设立心理咨询机构，中小学校应当配备心理咨询人员，为学生提供精神健康咨询服务。

第二十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老龄工作机构应当分别针对相关人群的特点，开展精神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工作。

第二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结合监狱、劳动教养场所的特殊性要求，加强对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在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精神障碍的预防控制工作。

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心理咨询机构经依法注册登记后，可以按照执业规范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心理咨询机构和人员的执业规范由市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第二十三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全市精神障碍信息分类报告和管理系统。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时限和方式，将确诊的精神障碍者的情况向所在区的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区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信息进行核实，并向市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二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精神障碍的发病以及疾病负担情况，为制定干预措施和决策提供依据。

第四章 诊疗服务

第二十五条　重性精神障碍者在发病期间，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送其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其监护人、近亲属确无能力送往医疗机构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所在单位、公安机关、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提供帮助。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当创造条件，方便精神障碍者接受治疗。

第二十六条　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由取得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者的病情，为其提供积极、适当的治疗。

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人员应当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重性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具有二年以上精神障碍诊断、治疗工作经验的精神科医师作出。

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诊疗规范。


第二十七条　被诊断为精神障碍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对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机构申请诊断复核。医疗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组织两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复核，并作出复核结论。

与精神障碍者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不得为其进行诊断和诊断复核。

对精神障碍者进行诊断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不得为同一精神障碍者进行诊断复核。

第二十八条　精神障碍者自愿到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应当根据其病情作出是否住院治疗的决定。

自愿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要求出院，精神科执业医师认为暂时不宜出院的，应当向本人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说明理由;本人坚持要求出院的，应当由本人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签字确认，并由医疗机构在其病历中记录后，办理出院手续。

第二十九条　精神科执业医师认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障碍者必须住院治疗的，应当提出医疗保护性住院治疗的医学建议。监护人不同意精神障碍者住院治疗的，应当向医疗机构说明理由后签字确认，并由医疗机构在其病历中记录。

第三十条　医疗保护性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经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诊断，认定可以出院的，由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出院手续;认定不宜出院的，应当向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说明理由，由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决定是否出院并签字确认后，由医疗机构在其病历中记录。

第三十一条　医疗机构发现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未办理出院手续擅自离院的，应当立即寻找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精神障碍者行踪不明的，医疗机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第三十二条　精神障碍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事发地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其进行精神障碍鉴定;经鉴定，其事发当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依法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将其送往指定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实施强制医疗，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

强制医疗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

　　第五章　康复服务

第三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为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提供医疗康复服务；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协助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进行康复训练。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将出院的重性精神障碍者的相关资料及时移交给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本辖区的重性精神障碍者建立档案。

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定期访视重性精神障碍者，指导其精神康复。

第三十五条　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组织开展有利于精神障碍者康复的劳动、娱乐、体育等活动，增强其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本市设立精神康复机构或者提供康复设施，卫生等有关行政部门和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在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精神障碍者在家康复的，其监护人和家庭成员应当创造有利于康复的家庭环境，在生活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增强其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和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的要求，传授康复方法，普及康复知识，提高其康复技能。

第六章　权益保障

第三十八条　精神障碍者有获得精神卫生服务的权利，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障碍者。

第三十九条　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与精神卫生工作相关的其他单位及人员应当依法保护精神障碍者的隐私权。

未经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对精神障碍者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播放与其有关的视听资料。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学术交流等原因需要在一定场合公开精神障碍者病情资料的，应当隐去能够识别其身份的内容。

第四十条　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享有通信、受探视的权利。因病情或者治疗需要有必要对其通信、受探视的权利加以限制时，精神科执业医师应当征得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的同意，并在其病历中予以记录。

第四十一条　禁止利用保护性约束措施惩罚精神障碍者。

因治疗需要或者防止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等意外，需要对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暂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应当由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决定，在病历中记载和说明理由，并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执行;精神障碍者病情稳定后，应当及时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四十二条　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有权了解病情、诊断结论、治疗方案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权要求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诊断结论。

第四十三条　需要精神障碍者参与医学科研活动或者接受新药、新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时，医疗机构或科研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向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说明医学科研、临床试验的目的、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对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应当书面告知其本人，取得其书面同意;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应当书面告知其监护人，取得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第四十四条　重性精神障碍者康复后，依法享有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的权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关单位不得以其曾患精神障碍为由，取消其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的资格。

重性精神障碍者康复后，有权参加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和推荐就业服务。

重性精神障碍者康复后，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在待遇和福利等方面不得歧视。

第四十五条　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对其进行妥善看管和照顾，督促其接受治疗、康复、就业培训等，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处理规定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七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精神障碍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第二十七条规定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或者诊断复核的;

(二)违反第四十一条规定，利用保护性约束措施惩罚精神障碍者，或者不按照操作规范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者不按照规定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的;

(三)违反第四十三条规定，擅自安排精神障碍者参与医学科研或接受新药、新治疗方式临床试用的。

第四十八条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遵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诊疗规范，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第四十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精神卫生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条　精神障碍及重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对离任法官、检察官任职回避制度的探讨

文/曹全南、邵永兴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在人们对律师职业的陌生和神秘中中国律师从无到有，队伍日益壮大。敢为天下先的律师界前辈大多是服从组织调动来自公、检、法的干警。随后一批批政法院校毕业的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加入了律师的行列，而今律师队伍中法学硕士、博士大有人在。律师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职业。
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作出了任职回避规定。《法官法》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检察官法 》规定：“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这一任职回避规定使早期从法院、检察院调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及部分近年来现已从事律师职业的原法官、检察官在原任职地继续执业发生了现实和法律的冲突而遇到法律障碍。而修正后的《律师法》只规定了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并没有对已担任律师的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作出进一步的限制。
《法官法》、《检察官法》及《律师法》对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规定是一致的，但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如果不以律师身份可否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法》及《检察官法》对此却无明确规定。如果可以，这一任职回避规定形同虚设。《法官法》、《检察官法》对法官、检察官在离任二年后不得在原任职地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进一步执业限制又没有“以律师身份”的外延设定。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如果以律师身份可否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如果不可以，《法官法》、《检察官法》与《律师法》显然存在着部门法之间法律与法律的冲突。从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逻辑来推论，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只要不以律师身份可以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应当可以。如能这样理解，法官、检察官只要离任二年内不担任律师，离任二年后担任律师，则可彻底规避任职回避规定。由此，《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任职回避制度在在逻辑上使人不可理解。如何解决《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所作出的任职回避规定存在的诸多立法缺陷，如何正确理解和规范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规定，还急待于立法的修改或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出台。
《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规定的立法本意一、是保障司法公正，防止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因其原任职务而影响法院、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彻底杜绝人情案、关系案；二、是确保法官队伍和检察官队伍的稳定。其立法本意无可厚非。然而，中国律师制度的历史遗留了中国特色的历史问题，片面地以现实需要解决现实问题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50年代及80年代一大批服从组织需要离开公、检、法转而从事律师职业的老律师们开创和恢复了中国律师制度的新时代，他们离任至今已有十几年、几十年，其原任职务对原任法院、原任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的影响已随岁月而流逝。因为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担任过法官、担任过检察官而推断他们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在事实上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不分情形地对他们作出永久性的任职回避规定违背了当代中国律师的发展史。
法官、检察官离任后担任律师的其他情形各有不同。其他情形主要有四类：（1）法官或检察官离休、退休转而从事律师职业；（2）因个人价值取向的原因或其他原因从法院或检察院辞职转而从事律师职业；（3）因违纪、违法被法院或检察院辞退、开除转而从事律师职业；（4）原任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而调离法院或检察院从事其他职业，然后再转而从事律师职业。对于上述四类情形的原任法官、检察官作二年的任职回避规定，不分地域地限制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在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对保障司法公正及保证法官、检察官队伍的稳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但该规定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不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情形未作限制规定笔者认为是立法的疏漏。《法官法》、《检察官法》进而对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在原任职地的任职回避作出了无限期的永久性限制规定，笔者认为是欠合理的。我国目前对法官、检察官终身荣誉及终身待遇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在任法官、在任检察官并不享受高于其他职业的特殊待遇。因为担任过法官、检察官而永久性地限制其在原任职地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其所享受到的权利和其所承担的义务有失平衡。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专业知识及特长一般仅局限于法学领域，离任后最能发挥其才华的职业是担任律师。知识财富的充分利用无论对其本人或对社会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在职律师中曾经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有相当多的人数，如果他们不得在原任职地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他们要么背井离乡，要么放弃律师职业。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曾经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现任律师依法执业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专业知识资源？在现实和法律相冲突、法律与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对《法官法》、《检察官法》任职回避制度的理解适用及其合理性的探讨、研究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设定一个合理的任职回避期限远比无度地终身限制来得理性和科学。对“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律师”在任职回避规定中应当予以例外。对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以“例外”排除对他们的任职回避限制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法官、检察官因工作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是50年代或80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产物，这种工作调动早已成为历史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以“例外规定”排除对曾担任过法官或检察官后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任职回避限制对现行制度不会造成新的影响。其他四类情形如不加任何任职限制对司法公正有着现实的负面影响，应受一定的任职回避限制。但该四种情形均不符合“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例外条件，因此对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情形规定为例外不会造成《法官法》、《检察官法》体系上的混乱。
《法官法》、《检察官法》与《律师法》是等级层次效力平行的部门法，从法学原理审视，该三部法律均不应具有溯及继往的效力。因此，在理论上《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任职回避规定不能对该法律生效之前已经从事律师职业的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加以约束。但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规定： 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离任二年后以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为前提，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7月17日规定：检察人员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而对检察官离任二年后的任职回避未作进一步规定。因而，《法官法》、《检察官法》生效前离任的法官、检察官其任职回避应当适用该两项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对该两项司法解释所能够溯及的范围以前已经离任的法官、检察官以任职回避规定加以约束应当是没有充分法律根据的。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限制年限应当如何假定？笔者认为以5-10年为限，超过10年只是一种“司法公正”的摆设而无实际意义。在已有2年内不分地域的任职回避限制的前提下，对其在原任职地再加3年职业限制（在原任职地的任职回避限制年限为5年）。即“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如果将离任法官、检察官在原任职地的职业回避规定作出有期限的限制，那么对“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不需作例外规定。
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限制年限过短难以体现任职回避制度的实际作用，无期限地永久性限制缺乏公平、理性和科学。社会关系的联结千丝万缕，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错综复杂。没有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与法院、检察院也可能产生种种联系。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官、检察官离任5年后对原任职法院、检察院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即使其在原任职部门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此种影响与其原有权力已无直接的必然关系。以受到5年职业回避限制为代价跳槽从事律师职业的法官、检察官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以5年为限的有期限职业回避制度不会造成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的不稳定。对因一般违法违纪被辞退、开除的法官、检察官5年后已足以使其思过，因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律师法》已作不得担任律师的禁业规定。离退休法官、检察官离退休后经过5年年事已高，其原有影响已基本消除，且律师注册有70岁的年龄限制。
从《法官法》、《检察官法》任职回避规定的立法目的出发，兼顾部门法的协调统一，以服从保障司法公正为根本宗旨，笔者认为对法官的任职回避可规定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检察官的任职回避可规定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律师任职规定可统一为：“ 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取消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规定中“以律师身份”的外延设定，使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规定的内涵更为全面和合理。
法官、检察官任职回避制度的建立是当代法制的一大进步，而对这一制度的不足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律师制度的今天离不开50年代、80年代原任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敢为天下先的老律师们的默默奉献。吃水不忘挖井人，对50年代、80年代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前辈以任职回避规定限制其在原任职地从事律师职业我们无法向历史交代。对法官、检察官无度地禁锢并不能从根本上优化法官队伍和检察官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在优秀律师中选拔和招聘法官的尝试虽未如意，但使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成为优秀律师的追求才是我们的目标，当有一天把律师从业经历作为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写进我国的法律，这才是我们梦中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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