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统一印制公安边防检查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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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统一印制公安边防检查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复函
财政部关于统一印制公安边防检查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复函
财政部
公安部：
你部《关于边防检查收费实行“中央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有关问题的函》（公边〔1998〕13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为加强公安边防检查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以及《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票据管理的通知》（财综字〔1998〕24号）的有关规定，公安边防机关收取边防检查
费时，应使用我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并套印“财政部票据监制章”。其中，签发进出一次有效的《机动车辆进出经济特区查验证》收取的工本费，使用《机动车辆进出经济特区查验证收费收据》（样式见附件一）；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边境地区居民出入境通行证》收取的工本费，分别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收费收据》（样式见附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居民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收据》（样式见附件三）；收取其他边防检查收费，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检查收费专用收据》（样式见附
件四）。统一印制的新票据从1999年3月1日起正式启用，公安边防机关原使用的旧票据自新票据使用之日起停止使用。
二、《机动车辆进出经济特区查验证收费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收费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居民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收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检查收费专用收据》，由你部统一到财政部收费票据监管中心购领，并发放到各收费单位。
三、你部应建立边防检查收费票据的购领、使用、保管、发放登记制度，并于每年1月15日前向财政部报告上一年有关票据的使用情况以及收费收入情况。按规定及时将边防检查收费收入缴入中央金库，自觉接受财政部或财政部授权机构的监督和检查。
四、公安边防机关已使用的票据存根应当存档备查，保存期限暂定3年。保存期满后，由你部负责登记造册，经财政部收费票据监管中心核准后，由你部负责统一销毁。
五、凡以前有关规定与本函相抵触的，以本函为准。
附件：一、机动车辆进出经济特区查验证收费收据（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告证收费收据（略）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居民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收据（略）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检查收费专用收据（略）
199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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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承？还是确权？
——张某诉张一等七人所有权确认纠纷重审案裁判回顾
【案例索引】
一审：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2011年1月24日。
二审：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终字第XXXX号民事裁定书，2011年6月9日。
重审一审：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重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2012年2月22日。
【案情】
原告张某（女）。
被告张一（男）。
被告张二（女）。
被告张三（女）。
被告张四（男）。
被告张五（女）。
被告张六（男）。
被告张七（男）。
原告张某与被告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1年1月24日作出（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6月9日作出（2011）长中民三终字第XXXX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重审。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8月29日、10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重审审理查明：
张某、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七均是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子女。张六是张四的儿子，是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孙子。
1990年2月5日，张某某的妻子李四去世。
1992年8月6日，原长沙市郊区人民政府批准张某某的住宅建房用地许可申请，准许张某某在湘湖渔场向阳湖队使用集体土地50平方米用于建设住宅房，郊政土（92）拆字007号《用地许可证》上载明“在籍人口”为“贰”。为何许可两个人的建房用地面积指标，《用地许可证》档案表明的原因是李四逝世于老房屋的征用拆迁期间。
1994年，张某在张某某的农村建房许可宅基地上出资兴建了袁家岭14号房屋。1994年2月19日，张某某与女儿张某、儿子张一、张四、张七共同签署一份名为《继承房产权》的书面材料，其中载明：“我这次建房，由场部划建房面积30平方米，因儿女七人只有大女张某没有房屋，这次建房时，我已与儿子商量，将我所划面积交由大女张某建房，共建房三层，大小拾间，其建房费用全部由张某支付，其建房所有权应归张某所有，房屋暂由我居住，张某凭此协议办理房产继承手续。此据”。同年5月26日，张某在一份经长沙市公证处以（94）长政内字第1040号《公证书》公证的《声明书》上签名，该《声明书》的内容为：“声明人：张某某，男，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生，现住长沙市袁家岭14号。我有私房一栋，坐落于长沙市郊区湘湖渔场向阳湖队，正杂屋十间，建筑面积为约156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面积为96平方米，该房屋系我的大女儿张某出资兴建，所有出资权归大女张某一人所为，现我年岁已高，为澄清事实，特发表声明，声明现我居住的房屋产权与我无关，产权应归我大女儿张某所有。”
2003年，长沙市湘湖管理局决定对向阳湖地块的所有房屋（包括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整体拆迁安置。张某某委托张七于2003年9月7日与长沙市湘湖管理局重点工程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2004年9月15日，张某某与长沙市湘湖管理局重点工程指挥部签订《安置协议》，约定张某某可安置一套住宅房屋115平方米、地下车库34.38平方米、门面107.38平方米；张某某应当分期交纳房屋建筑款总额116944.91元，第一次交款60%。根据上述两份文件之约定，张某领取了原对袁家岭14号房屋拆迁而由湘湖管理局支付的提前搬迁奖、房屋补偿款、房屋附属设施及室内装修补偿费共计人民币79830.40元。同时，张某向湘湖管理局交清了购地费、配套费、特处费和第一期房屋建筑款共计人民币101542.95元。据此，袁家岭14号房屋因拆迁安置共得115平方米住宅、107.38平方米门面及34.38平方米车库。
另查明：张某某于2007年6月19日去世。张某某于去世前的2007年3月21日在七份内容相同的打印体《遗嘱》上签名，该《遗嘱》的目的是张某某分配因拆除向阳湖袁家岭14号房屋而安置补偿的住房、门面及车库。主要内容有：“1、因老房已拆除，97年我与张某已公证的房产声明作废（包含我以前所写给张某关于房子的一切证明）；2、考虑原房屋建设原因，我把115平方米住宅给张某；3、门面面积107.38平方米按照七个子女共同分享的原则分配给子女做纪念：张某：21平方米；张一：14平方米；张二：14平方米；张三：14平方米；张四：14平方米；张七;14平方米；张五：14平方米；剩余2.38平方米归张六所有；4、原2004年9月24日交湘湖管理局拆迁指挥部第一批60%建房款66542.95元，已在我（张某某）旧房拆迁补偿中由张某代办缴款（发票在张某的手上），此款项按我所分配的产权面积一同分配给继承人，余下的40%建房款由产权所得人自行承担；5、在我有生之年115平方米住房归我使用或由我出租，商场租金全部归我所有。6、以上各条请子女共同遵守，互相团结友爱相互谅解以了却我和你母亲的心愿。”张某认为涉案房产属于自己所有，但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认为涉案房产应该按照《遗嘱》进行分割。双方几经协商不成，酿成纠纷，形成诉讼。
以上事实,有《公证书》、《声明书》、《拆迁、补偿协议书》、《安置协议》、湖南省长沙市往来结算统一凭证、《证明》、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款凭条、长湘湖政发（2003）05号文件、证明、证人证言、长沙市郊区私人住宅建设用地申请表、长沙市郊区用地许可证、用地许可证存根、湖南省长沙市（县）城市规划区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单、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继承房产权》、向阳湖地块建房分配认可表、《申明》、遗嘱及当事人的陈述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原告张某诉称：原长沙市向阳湖袁家岭14号房屋（以下简称袁家岭14号房屋）系张某个人于1994年全额出资兴建。房屋建成后，原、被告双方的父亲张某某在该房内居住。因袁家岭14号房屋系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成的房屋，无房屋产权证，为明确该房屋产权归属，张某某于1994年5月26日在长沙市公证处办理了一份公证《声明书》（【94】长证内字第1040号，下简称《公证声明书》）。在《声明书》中，张某某明确指出，袁家岭14号房屋系其大女儿张某一人所建，故其居住的该房屋产权与其无关，产权应归其大女儿张某所有。
2003年，长沙市湘湖管理局（下简称湘湖管理局）决定对向阳湖地块的所有房屋（包括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整体拆迁安置。因湘湖管理局规定，此次拆迁安置必须以湘湖渔场社员为安置对象进行，故作为袁家岭14号房屋实际产权人的张某只得以张某某的名义分别于2003年9月7日、2004年9月15日与湘湖管理局重点工程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和《安置协议》。根据上述两份文件之约定，张某领取了原对袁家岭14号房屋拆迁而由湘湖管理局支付的提前搬迁奖、房屋补偿款、房屋附属设施及室内装修补偿费共计人民币79 830.40元。同时，张某向湘湖管理局交清了购地费、配套费、特处费和第一期房屋建筑款共计人民币101 542.95元。据此，袁家岭14号房屋因拆迁安置共得115平方米住宅、107.38平方米门面及34.38平方米车库。
袁家岭14号房屋建成后，张某便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张某某于2007年6月19日亡故。张某于2009年向湘湖管理局提出将涉案房产的产权办至本人名下的要求，但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以涉房产系张某某个人房产，依法应由他们与张某共同享有产权为由，阻止湘湖管理局为张某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证。
张某认为：袁家岭14号房屋系张某个人的合法财产，后虽因湘湖管理局对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拆迁而归于消灭，但因袁家岭14号房屋拆迁而安置取得了涉案房产。张某虽是以张某某的名义办理的拆迁安置手续，但为取得涉案房产而支付的包括购房款在内的所有费用均实际由张某个人全额支付，因此，张某系涉案房产的实际产权人。基于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张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原拆迁长沙市向阳湖袁家岭14号房屋而安置补偿的位于向阳湖2-4地块的住宅（115平方米）、门面（107.38平方米）及车库（34.38平方米）的产权归张某所有。
被告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共同辩称：1、张某所诉称的房屋、门面和车库系父母亲生前所有，张某诉称房屋是张某个人出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争议房屋产权系父母遗留下来的遗产，应当适用《继承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该案应当是继承纠纷。3、父亲张某某生前已立遗嘱，应按遗嘱分配讼争房产。4、袁家岭14号房屋系因张某某的特殊身份取得的，张某并没有到拆迁办主张过自己的权利，所以现在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也没有任何依据。
被告张七未作答辩。
【审判】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
该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袁家岭14号房屋的产权是应归张某某和李四夫妇所有还是应归张某所有；二是该案应是物权确认纠纷还是继承纠纷。
关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根据1994年2月19日张某某和张某、张一、张四、张七共同签名的《继承房产权》以及1994年5月26日张某某签署并经长沙市公证处公证的《声明书》，可以确认袁家岭14号房屋系张某出资兴建，产权应当归属于张某。
虽然有关袁家岭14号房屋的建房《用地许可证》上载明在籍人口为二人，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该用地面积就属于张某某和李四夫妇共同所有，张某某对袁家岭14号房屋只有一半的所有权，因为李四已经于用地审批之前的1990年2月5日去世。众所周知，已经去世的人是不应享有建房用地面积的。之所以有关部门划给张某某两个人的建房用地面积，是因为李四逝世于老房屋征用拆迁期间。审批给张某某两个人的建房用地面积，只是体现对张某某的特殊照顾，该照顾性利益属于张某某所有，但并非属于已经去世了的李四。此后张某某将自己的建房用地面积交由张某出资建房，并以《继承房产权》和《声明书》确认袁家岭14号房屋的产权属于张某所有，如此过程体现了张某某对自己全部建房用地面积权利的处分。该处分行为系张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此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认为袁家岭14号房屋的产权属于张某某或者张某某和李四夫妇所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如上所述，张某某已于1994年将袁家岭14号房屋的建房用地面积处分给张某，张某使用该用地面积自己出资建设了袁家岭14号房屋。相应地，现在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拆迁而安置补偿的115平方米住宅、107.38平方米门面及34.38平方米车库的产权也应全部属于张某所有。虽然张某某于去世前的2007年3月21日在七份内容相同的打印体《遗嘱》上签名，该《遗嘱》的目的是张某某分配因拆除袁家岭14号房屋而安置补偿的住房、门面及车库，但该《遗嘱》处分的是应属于张某所有的财产而非张某某自己的财产，因而该《遗嘱》不具有继承法上的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张某主张将涉案房产的产权证办理至张某的名下，办证过程中因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依照《遗嘱》主张继承权而未果，双方几经协商协未果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涉案房产产权属于张某以排除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主张的继承权，因此该案属于物权确认纠纷而非继承纠纷。
综上所述，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关于涉案房产是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遗产，应按《遗嘱》中确定的遗产分配方案进行财产分割的答辩意见，与该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也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张某关于确认涉案房产属于张某所有的诉讼请求事实法律依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长沙市芙蓉区向阳湖2-4地块的115平方米住宅的产权归张某所有；二、长沙市芙蓉区向阳湖2-4地块的107.38平方米门面的产权归张某所有；三、长沙市芙蓉区向阳湖2-4地块的34.38平方米车库的产权归张某所有。该案受理费28945 元，由张某负担。
该案重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产生法律效力。
【裁判回顾】
一、该案一审裁判结果是支持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即判决确认讼争房产归张某所有。一审宣判后，被告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尤其是张二、张三、张四极其不满，理由是：一是认为一审开庭后法官未进行充分的调解即予宣判，致使纠纷失去了通过调解妥善解决的机会和可能；二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将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共同财产认定为张某某的个人财产，侵犯了被告对李四的遗产的继承权，张二、张三、张四甚至情绪极其激动地将法院的送达回证撕烂。面对如此情况，主审法官判后答疑：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庭审中张某明确表示不愿意调解，故法院不能强行调解；关于事实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依法提起上诉。张二、张三、张四等被告理解了主审法官的判后答疑，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上诉。
二、二审法院认为，讼争房屋的建房许可证上载明了户籍人口为两人，因此需要查明讼争房屋是否为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共同财产。如果确系该夫妇的共同财产，那么被告至少对李四那一半的房产享有继承权，因此即便张某某通过《声明书》将房产所有权明确为张某所有，但也只应对张某某自己的那一半房产产生法律效力，故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三、案件重审中，一审法院另行组成的合议庭到房产档案馆调取了房屋建设原始档案材料，发现建房许可证上载明户籍人口为两人的原因是李四在长达几年的老屋拆迁期间去世，所以批给张某某两个人的建房面积指标。但众所周知，已经去世的人是不应该享有拆迁安置建房面积指标的，故张某某得到的两个人的拆迁安置建房面积指标纯系政策性照顾的结果，而不能由此认定该建房指标系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共同财产。此后张某某将建房指标让给张某，由张某出资建房，之后通过《声明书》的形式确认张某对所建房屋的所有权，该行为系张某某生前自由处分自己财产权利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张某在已经取得讼争老房所有权的情况下，在老房面临新一轮拆迁安置时，张某就当然地享有该房屋全部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
四、案件重审中，张某进一步提交一份书面材料《继承房产权》作为证据，拟证明讼争房屋的产权早已归属于张某。该书面材料由张某某和儿子张一、张四、张七及女儿张某共同签名。按照农村习俗，父母财产的处分往往要考虑、而且也往往只考虑征求儿子的意见，而不必考虑征求女儿的意见。该案中张某某将自己的建房指标让给女儿张某，找来所有的儿子张一、张四、张七商量并共同签字确认房屋权属事项，这完全符合农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进一步印证了随后不久张某某到公证处办理《声明书》公证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五、案件重审中，合议庭从息事宁人、挽救亲情的角度对张某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建议张某参照张某某在《遗嘱》中确定的比例，拿出合适面积的房产在各兄弟姊妹中进行分配。张某接受了合议庭的建议，同意拿出50平方米的门面分配给兄弟姐妹。但由于张二、张三、张四坚持要求完全按张某某《遗嘱》中确定的面积比例分割房产，如此一来张某只能分得21平方米的门面，双方虽经合议庭多次组织调解协商，但最终还是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为了避免案件久调不决，合议庭只好依法判决张某享有讼争房屋的全部产权，驳回被告关于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分割讼争房屋产权的要求。
六、案件重审宣判后，合议庭原以为张二、张三、张四会依然不服判决结果而要求上诉或上访的，并准备给张二、张三、张四做进一步的判后答疑。但15天上诉期过去，合议庭既没有看到被告上诉，也没有看到被告信访。至此，该案在做了大量调解工作未果的情况下依法裁判，宣判后双方当事人都息诉服判。一起经二审发回重审的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案终于实现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有关保险人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是保险合同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我国旧保险法对于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均语焉不详，使得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成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最易产生争议之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在原有法条规定的保险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保险人的提示义务。该条文的修订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但仍未解决司法实践中争议已久的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问题。
首先，从说明义务的履行时点来看，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保险合同成立前的先合同义务，是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基础性考虑因素，因此，保险人该项义务的履行时点应当在投保环节，而非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履行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对投保人而言并无实际意义。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投保单并不附载保险条款，而保险条款是投保人决定是否投保的首要因素，应当在投保人考虑投保与否时即让投保人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行的方式是在投保单上附载保险条款。较之修订草案第十九条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纳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有关修改建议，增加了“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的内容，明确了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的时点，是保险法修订的一大进步。
其次，就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及程度而言，有人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保险人有提醒投保人注意的义务，包括提供保险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阅读、提醒投保人注意他们有权利监督保险人对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二是保险人的主动说明与回答询问义务。笔者认为，保险业发展至今，保险产品日益丰富，保险技术也日趋精细化，保险合同条款复杂、冗长，专业性极强，并非具备普通阅读能力的常人即能准确理解其涵义，仅仅通过提示注意不足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而且，从逻辑角度而言，“提示阅读”与“主动说明”两种义务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作为保险业监管机构的保监会也认为，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不能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保险人如果仅仅履行了提示注意的义务，并不能当然免除其明确说明义务；反之，保险人如果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明，即使其未在投保单上提示注意，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已有充分了解，自然不应妨碍免责条款的生效。由是观之，新保险法增设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对于实现充分保障投保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并无裨益。笔者以为，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的重点应当在于厘清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就方式而言，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仍然规定可以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进行说明，在赋予保险人履行义务方式灵活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易滋生无谓的纷争。笔者倾向于保险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解释说明。理由有三：一是考虑到我国保险业界诚信的现状，明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可以促使保险公司切实履行说明义务，同时也敦促投保人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权利，对自己的签名盖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是从举证的角度考虑，说明义务是保险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经由投保人签字盖章确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便于保全证据，减少争议。三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并未苛求保险公司，按现有物质条件，其完全可以很好地履行该项义务。保险公司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保险业界通行的惯例，比如日本生命保险业界通行的做法是在契约指南（小册子）的封面背面设计有“说明事项确认”一栏，在该栏内记载了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以及其在该指南的对应页数，在此基础上，请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的“说明书受领确认栏”上盖上私章。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印制有专门的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告知说明书，在投保时，作为投保单的组成部分，也要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就告知的程度而言，保险合同的缔结将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投保人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通常投保人又非专业人士，因此，保险人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即以正常的理性人通常能够理解为限。至于何为“正常的理性人”，有人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一般的理性人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从文化水平衡量，应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劳动能力可以自食其力；三是对一般事物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判断能力。这种判断标准可供考量。
再次，还应当注意说明义务的范围。新旧保险法均规定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而不生效所涵盖的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认定哪些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根据条款所约定的具体内容、性质来判断，而不是仅凭该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是否规定在“免责条款”项下来认定。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类似纠纷表明，除了那些已经列明的免责条款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投保人权益减少、风险加大，以及足以影响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重要条款，如保险费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合同解除权、保险索赔的先决条件等约定均散见于保险合同当中，因涉及投保人的重大利益以及保险人是否免除或减少保险责任问题，亦应当赋予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这些约定就其实质而言，均可能产生部分、绝对地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效果，在性质上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笔者认为也应当属于保险人必须明确说明，否则不发生效力的条款范畴。另外，对于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明确，“正常的理性人”通过阅读即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保险人无需作过多的解释与说明。但对于专门的术语，除了条款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条款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以使投保人准确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某诉张一等七人所有权确认纠纷重审案裁判回顾
【案例索引】
一审：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2011年1月24日。
二审：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终字第XXXX号民事裁定书，2011年6月9日。
重审一审：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重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2012年2月22日。
【案情】
原告张某（女）。
被告张一（男）。
被告张二（女）。
被告张三（女）。
被告张四（男）。
被告张五（女）。
被告张六（男）。
被告张七（男）。
原告张某与被告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1年1月24日作出（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6月9日作出（2011）长中民三终字第XXXX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重审。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8月29日、10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重审审理查明：
张某、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七均是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子女。张六是张四的儿子，是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孙子。
1990年2月5日，张某某的妻子李四去世。
1992年8月6日，原长沙市郊区人民政府批准张某某的住宅建房用地许可申请，准许张某某在湘湖渔场向阳湖队使用集体土地50平方米用于建设住宅房，郊政土（92）拆字007号《用地许可证》上载明“在籍人口”为“贰”。为何许可两个人的建房用地面积指标，《用地许可证》档案表明的原因是李四逝世于老房屋的征用拆迁期间。
1994年，张某在张某某的农村建房许可宅基地上出资兴建了袁家岭14号房屋。1994年2月19日，张某某与女儿张某、儿子张一、张四、张七共同签署一份名为《继承房产权》的书面材料，其中载明：“我这次建房，由场部划建房面积30平方米，因儿女七人只有大女张某没有房屋，这次建房时，我已与儿子商量，将我所划面积交由大女张某建房，共建房三层，大小拾间，其建房费用全部由张某支付，其建房所有权应归张某所有，房屋暂由我居住，张某凭此协议办理房产继承手续。此据”。同年5月26日，张某在一份经长沙市公证处以（94）长政内字第1040号《公证书》公证的《声明书》上签名，该《声明书》的内容为：“声明人：张某某，男，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生，现住长沙市袁家岭14号。我有私房一栋，坐落于长沙市郊区湘湖渔场向阳湖队，正杂屋十间，建筑面积为约156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面积为96平方米，该房屋系我的大女儿张某出资兴建，所有出资权归大女张某一人所为，现我年岁已高，为澄清事实，特发表声明，声明现我居住的房屋产权与我无关，产权应归我大女儿张某所有。”
2003年，长沙市湘湖管理局决定对向阳湖地块的所有房屋（包括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整体拆迁安置。张某某委托张七于2003年9月7日与长沙市湘湖管理局重点工程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2004年9月15日，张某某与长沙市湘湖管理局重点工程指挥部签订《安置协议》，约定张某某可安置一套住宅房屋115平方米、地下车库34.38平方米、门面107.38平方米；张某某应当分期交纳房屋建筑款总额116944.91元，第一次交款60%。根据上述两份文件之约定，张某领取了原对袁家岭14号房屋拆迁而由湘湖管理局支付的提前搬迁奖、房屋补偿款、房屋附属设施及室内装修补偿费共计人民币79830.40元。同时，张某向湘湖管理局交清了购地费、配套费、特处费和第一期房屋建筑款共计人民币101542.95元。据此，袁家岭14号房屋因拆迁安置共得115平方米住宅、107.38平方米门面及34.38平方米车库。
另查明：张某某于2007年6月19日去世。张某某于去世前的2007年3月21日在七份内容相同的打印体《遗嘱》上签名，该《遗嘱》的目的是张某某分配因拆除向阳湖袁家岭14号房屋而安置补偿的住房、门面及车库。主要内容有：“1、因老房已拆除，97年我与张某已公证的房产声明作废（包含我以前所写给张某关于房子的一切证明）；2、考虑原房屋建设原因，我把115平方米住宅给张某；3、门面面积107.38平方米按照七个子女共同分享的原则分配给子女做纪念：张某：21平方米；张一：14平方米；张二：14平方米；张三：14平方米；张四：14平方米；张七;14平方米；张五：14平方米；剩余2.38平方米归张六所有；4、原2004年9月24日交湘湖管理局拆迁指挥部第一批60%建房款66542.95元，已在我（张某某）旧房拆迁补偿中由张某代办缴款（发票在张某的手上），此款项按我所分配的产权面积一同分配给继承人，余下的40%建房款由产权所得人自行承担；5、在我有生之年115平方米住房归我使用或由我出租，商场租金全部归我所有。6、以上各条请子女共同遵守，互相团结友爱相互谅解以了却我和你母亲的心愿。”张某认为涉案房产属于自己所有，但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认为涉案房产应该按照《遗嘱》进行分割。双方几经协商不成，酿成纠纷，形成诉讼。
以上事实,有《公证书》、《声明书》、《拆迁、补偿协议书》、《安置协议》、湖南省长沙市往来结算统一凭证、《证明》、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款凭条、长湘湖政发（2003）05号文件、证明、证人证言、长沙市郊区私人住宅建设用地申请表、长沙市郊区用地许可证、用地许可证存根、湖南省长沙市（县）城市规划区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单、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继承房产权》、向阳湖地块建房分配认可表、《申明》、遗嘱及当事人的陈述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原告张某诉称：原长沙市向阳湖袁家岭14号房屋（以下简称袁家岭14号房屋）系张某个人于1994年全额出资兴建。房屋建成后，原、被告双方的父亲张某某在该房内居住。因袁家岭14号房屋系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成的房屋，无房屋产权证，为明确该房屋产权归属，张某某于1994年5月26日在长沙市公证处办理了一份公证《声明书》（【94】长证内字第1040号，下简称《公证声明书》）。在《声明书》中，张某某明确指出，袁家岭14号房屋系其大女儿张某一人所建，故其居住的该房屋产权与其无关，产权应归其大女儿张某所有。
2003年，长沙市湘湖管理局（下简称湘湖管理局）决定对向阳湖地块的所有房屋（包括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整体拆迁安置。因湘湖管理局规定，此次拆迁安置必须以湘湖渔场社员为安置对象进行，故作为袁家岭14号房屋实际产权人的张某只得以张某某的名义分别于2003年9月7日、2004年9月15日与湘湖管理局重点工程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和《安置协议》。根据上述两份文件之约定，张某领取了原对袁家岭14号房屋拆迁而由湘湖管理局支付的提前搬迁奖、房屋补偿款、房屋附属设施及室内装修补偿费共计人民币79 830.40元。同时，张某向湘湖管理局交清了购地费、配套费、特处费和第一期房屋建筑款共计人民币101 542.95元。据此，袁家岭14号房屋因拆迁安置共得115平方米住宅、107.38平方米门面及34.38平方米车库。
袁家岭14号房屋建成后，张某便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张某某于2007年6月19日亡故。张某于2009年向湘湖管理局提出将涉案房产的产权办至本人名下的要求，但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以涉房产系张某某个人房产，依法应由他们与张某共同享有产权为由，阻止湘湖管理局为张某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证。
张某认为：袁家岭14号房屋系张某个人的合法财产，后虽因湘湖管理局对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拆迁而归于消灭，但因袁家岭14号房屋拆迁而安置取得了涉案房产。张某虽是以张某某的名义办理的拆迁安置手续，但为取得涉案房产而支付的包括购房款在内的所有费用均实际由张某个人全额支付，因此，张某系涉案房产的实际产权人。基于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张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原拆迁长沙市向阳湖袁家岭14号房屋而安置补偿的位于向阳湖2-4地块的住宅（115平方米）、门面（107.38平方米）及车库（34.38平方米）的产权归张某所有。
被告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共同辩称：1、张某所诉称的房屋、门面和车库系父母亲生前所有，张某诉称房屋是张某个人出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争议房屋产权系父母遗留下来的遗产，应当适用《继承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该案应当是继承纠纷。3、父亲张某某生前已立遗嘱，应按遗嘱分配讼争房产。4、袁家岭14号房屋系因张某某的特殊身份取得的，张某并没有到拆迁办主张过自己的权利，所以现在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也没有任何依据。
被告张七未作答辩。
【审判】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
该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袁家岭14号房屋的产权是应归张某某和李四夫妇所有还是应归张某所有；二是该案应是物权确认纠纷还是继承纠纷。
关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根据1994年2月19日张某某和张某、张一、张四、张七共同签名的《继承房产权》以及1994年5月26日张某某签署并经长沙市公证处公证的《声明书》，可以确认袁家岭14号房屋系张某出资兴建，产权应当归属于张某。
虽然有关袁家岭14号房屋的建房《用地许可证》上载明在籍人口为二人，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该用地面积就属于张某某和李四夫妇共同所有，张某某对袁家岭14号房屋只有一半的所有权，因为李四已经于用地审批之前的1990年2月5日去世。众所周知，已经去世的人是不应享有建房用地面积的。之所以有关部门划给张某某两个人的建房用地面积，是因为李四逝世于老房屋征用拆迁期间。审批给张某某两个人的建房用地面积，只是体现对张某某的特殊照顾，该照顾性利益属于张某某所有，但并非属于已经去世了的李四。此后张某某将自己的建房用地面积交由张某出资建房，并以《继承房产权》和《声明书》确认袁家岭14号房屋的产权属于张某所有，如此过程体现了张某某对自己全部建房用地面积权利的处分。该处分行为系张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此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认为袁家岭14号房屋的产权属于张某某或者张某某和李四夫妇所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如上所述，张某某已于1994年将袁家岭14号房屋的建房用地面积处分给张某，张某使用该用地面积自己出资建设了袁家岭14号房屋。相应地，现在袁家岭14号房屋进行拆迁而安置补偿的115平方米住宅、107.38平方米门面及34.38平方米车库的产权也应全部属于张某所有。虽然张某某于去世前的2007年3月21日在七份内容相同的打印体《遗嘱》上签名，该《遗嘱》的目的是张某某分配因拆除袁家岭14号房屋而安置补偿的住房、门面及车库，但该《遗嘱》处分的是应属于张某所有的财产而非张某某自己的财产，因而该《遗嘱》不具有继承法上的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张某主张将涉案房产的产权证办理至张某的名下，办证过程中因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依照《遗嘱》主张继承权而未果，双方几经协商协未果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涉案房产产权属于张某以排除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主张的继承权，因此该案属于物权确认纠纷而非继承纠纷。
综上所述，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关于涉案房产是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遗产，应按《遗嘱》中确定的遗产分配方案进行财产分割的答辩意见，与该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也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张某关于确认涉案房产属于张某所有的诉讼请求事实法律依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长沙市芙蓉区向阳湖2-4地块的115平方米住宅的产权归张某所有；二、长沙市芙蓉区向阳湖2-4地块的107.38平方米门面的产权归张某所有；三、长沙市芙蓉区向阳湖2-4地块的34.38平方米车库的产权归张某所有。该案受理费28945 元，由张某负担。
该案重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产生法律效力。
【裁判回顾】
一、该案一审裁判结果是支持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即判决确认讼争房产归张某所有。一审宣判后，被告张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尤其是张二、张三、张四极其不满，理由是：一是认为一审开庭后法官未进行充分的调解即予宣判，致使纠纷失去了通过调解妥善解决的机会和可能；二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将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共同财产认定为张某某的个人财产，侵犯了被告对李四的遗产的继承权，张二、张三、张四甚至情绪极其激动地将法院的送达回证撕烂。面对如此情况，主审法官判后答疑：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庭审中张某明确表示不愿意调解，故法院不能强行调解；关于事实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依法提起上诉。张二、张三、张四等被告理解了主审法官的判后答疑，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上诉。
二、二审法院认为，讼争房屋的建房许可证上载明了户籍人口为两人，因此需要查明讼争房屋是否为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共同财产。如果确系该夫妇的共同财产，那么被告至少对李四那一半的房产享有继承权，因此即便张某某通过《声明书》将房产所有权明确为张某所有，但也只应对张某某自己的那一半房产产生法律效力，故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三、案件重审中，一审法院另行组成的合议庭到房产档案馆调取了房屋建设原始档案材料，发现建房许可证上载明户籍人口为两人的原因是李四在长达几年的老屋拆迁期间去世，所以批给张某某两个人的建房面积指标。但众所周知，已经去世的人是不应该享有拆迁安置建房面积指标的，故张某某得到的两个人的拆迁安置建房面积指标纯系政策性照顾的结果，而不能由此认定该建房指标系张某某和李四夫妇的共同财产。此后张某某将建房指标让给张某，由张某出资建房，之后通过《声明书》的形式确认张某对所建房屋的所有权，该行为系张某某生前自由处分自己财产权利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张某在已经取得讼争老房所有权的情况下，在老房面临新一轮拆迁安置时，张某就当然地享有该房屋全部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
四、案件重审中，张某进一步提交一份书面材料《继承房产权》作为证据，拟证明讼争房屋的产权早已归属于张某。该书面材料由张某某和儿子张一、张四、张七及女儿张某共同签名。按照农村习俗，父母财产的处分往往要考虑、而且也往往只考虑征求儿子的意见，而不必考虑征求女儿的意见。该案中张某某将自己的建房指标让给女儿张某，找来所有的儿子张一、张四、张七商量并共同签字确认房屋权属事项，这完全符合农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进一步印证了随后不久张某某到公证处办理《声明书》公证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五、案件重审中，合议庭从息事宁人、挽救亲情的角度对张某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建议张某参照张某某在《遗嘱》中确定的比例，拿出合适面积的房产在各兄弟姊妹中进行分配。张某接受了合议庭的建议，同意拿出50平方米的门面分配给兄弟姐妹。但由于张二、张三、张四坚持要求完全按张某某《遗嘱》中确定的面积比例分割房产，如此一来张某只能分得21平方米的门面，双方虽经合议庭多次组织调解协商，但最终还是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为了避免案件久调不决，合议庭只好依法判决张某享有讼争房屋的全部产权，驳回被告关于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分割讼争房屋产权的要求。
六、案件重审宣判后，合议庭原以为张二、张三、张四会依然不服判决结果而要求上诉或上访的，并准备给张二、张三、张四做进一步的判后答疑。但15天上诉期过去，合议庭既没有看到被告上诉，也没有看到被告信访。至此，该案在做了大量调解工作未果的情况下依法裁判，宣判后双方当事人都息诉服判。一起经二审发回重审的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案终于实现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有关保险人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是保险合同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我国旧保险法对于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均语焉不详，使得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成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最易产生争议之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在原有法条规定的保险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保险人的提示义务。该条文的修订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但仍未解决司法实践中争议已久的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问题。
首先，从说明义务的履行时点来看，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保险合同成立前的先合同义务，是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基础性考虑因素，因此，保险人该项义务的履行时点应当在投保环节，而非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履行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对投保人而言并无实际意义。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投保单并不附载保险条款，而保险条款是投保人决定是否投保的首要因素，应当在投保人考虑投保与否时即让投保人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行的方式是在投保单上附载保险条款。较之修订草案第十九条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纳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有关修改建议，增加了“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的内容，明确了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的时点，是保险法修订的一大进步。
其次，就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及程度而言，有人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保险人有提醒投保人注意的义务，包括提供保险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阅读、提醒投保人注意他们有权利监督保险人对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二是保险人的主动说明与回答询问义务。笔者认为，保险业发展至今，保险产品日益丰富，保险技术也日趋精细化，保险合同条款复杂、冗长，专业性极强，并非具备普通阅读能力的常人即能准确理解其涵义，仅仅通过提示注意不足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而且，从逻辑角度而言，“提示阅读”与“主动说明”两种义务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作为保险业监管机构的保监会也认为，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不能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保险人如果仅仅履行了提示注意的义务，并不能当然免除其明确说明义务；反之，保险人如果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明，即使其未在投保单上提示注意，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已有充分了解，自然不应妨碍免责条款的生效。由是观之，新保险法增设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对于实现充分保障投保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并无裨益。笔者以为，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的重点应当在于厘清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就方式而言，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仍然规定可以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进行说明，在赋予保险人履行义务方式灵活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易滋生无谓的纷争。笔者倾向于保险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解释说明。理由有三：一是考虑到我国保险业界诚信的现状，明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可以促使保险公司切实履行说明义务，同时也敦促投保人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权利，对自己的签名盖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是从举证的角度考虑，说明义务是保险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经由投保人签字盖章确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便于保全证据，减少争议。三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并未苛求保险公司，按现有物质条件，其完全可以很好地履行该项义务。保险公司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保险业界通行的惯例，比如日本生命保险业界通行的做法是在契约指南（小册子）的封面背面设计有“说明事项确认”一栏，在该栏内记载了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以及其在该指南的对应页数，在此基础上，请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的“说明书受领确认栏”上盖上私章。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印制有专门的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告知说明书，在投保时，作为投保单的组成部分，也要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就告知的程度而言，保险合同的缔结将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投保人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通常投保人又非专业人士，因此，保险人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即以正常的理性人通常能够理解为限。至于何为“正常的理性人”，有人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一般的理性人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从文化水平衡量，应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劳动能力可以自食其力；三是对一般事物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判断能力。这种判断标准可供考量。
再次，还应当注意说明义务的范围。新旧保险法均规定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而不生效所涵盖的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认定哪些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根据条款所约定的具体内容、性质来判断，而不是仅凭该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是否规定在“免责条款”项下来认定。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类似纠纷表明，除了那些已经列明的免责条款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投保人权益减少、风险加大，以及足以影响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重要条款，如保险费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合同解除权、保险索赔的先决条件等约定均散见于保险合同当中，因涉及投保人的重大利益以及保险人是否免除或减少保险责任问题，亦应当赋予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这些约定就其实质而言，均可能产生部分、绝对地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效果，在性质上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笔者认为也应当属于保险人必须明确说明，否则不发生效力的条款范畴。另外，对于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明确，“正常的理性人”通过阅读即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保险人无需作过多的解释与说明。但对于专门的术语，除了条款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条款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以使投保人准确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