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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层级”视野下的股东知情权若干实务问题探析

徐贵勇 陈震
【摘要】
基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双向信义关系提出股东知情权的“信义层级”理论。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接合我国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及其不能的救济在司法实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诸如：知情权的范围、享有知情权的主体资格及诉讼主体资格、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的期间、保全与执行、如何避免股东知情权的滥用等重大疑难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股东知情权； 信义层级； 救济； 诉讼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掌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的相关信息，其利益实现有可能陷入极大的不利的境况之中。因此股东惟有对公司状况有较全面、客观的了解，才能有效行使其诸多权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董事会、控股股东①及实际控制人对股东权益的侵害并予以积极的方式进行救济。自新《公司法》②实施以来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案件明显增加。虽然新《公司法》较旧的《公司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加强了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然而对知情权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严谨、规范的逻辑体系，对知情权的设置、内容、行使方式、保护及其限制等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留有许多空白。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不好把握。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股东知情权的法理分析
（一）股东知情权的属性
股东知情权是指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重要文件和重大事项知晓和了解的权利。[1]从中可见股东知情权并非是股东所享有的单一权利而是由查阅公司章程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权、查阅董事会会议决议权等一系列权利构成的权利集合体。与权利集合体相对应的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义务集合体。③
1．股东知情权具有共益权的属性
第一，股东知情权是共益权。通常依照权利行使的目的我们可把股权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其中自益权即专为股东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指股东从股份直接获得利益的权利。共益权即股东既为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是指股东参与管理公司的权利。[2]有学者以知情权的行使手段与自益权相一致为由认为知情权是一种自益权。[3]但笔者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知情权主要表现为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的参与主动或被动接受、获取公司相关信息。从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角度考虑。股东知情权则集中体现为股东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将股东知情权理解为一种共益权更符合实际情况。另外，股东了解相关的信息，也可以为公司的发展献计献策，从而参与到公司经营中去，促进公司的发展。
2．股东知情权具有固有权的属性
第二，股东知情权是固有权。在《公司法》中依据权利是否为法定将股权分为固有权与非固有权，其中固有权又称不可剥夺权是指由《公司法》直接赋予股东的、不得以章程或股东会决议予以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反对对固有权加以限制的行为均为违法行为，股东可依法主张其权利，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4]就股东知情权而言主要由《公司法》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如：《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九十八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从中可见股东知情权是一种固有权，任何对股东知情权加以法律以外的限制的做法都构成违法。笔者认为知情权类似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随意的加以剥夺。而现实中对股东知情权随意剥夺是严重存在的，因此，强调股东知情权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股东知情权属性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共益权的属性来看。我们知道现代公司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包含多个利益主体、存在多种利益冲突的驱动机制。其中较为突出的利益冲突表现为：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者即公司董事、董事会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公司本身的利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股东在行使知情权的时候其主观目的具有多样性，其可能出于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为公司的利益。将股东知情权定格于共益权的范畴有助于我们从法理上理解为什么要对股东行使知情权予以必要的限制。其立法理念在于股东作为经济人，被法律假定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具有强烈的自利性。因此股东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完全可以放弃股权甚至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如利用股东知情权为公司竞争者提供信息，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等。因此必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才能保护股东利益和促进公司的发展。
第二，从固有权的属性来看。在现实中，有些公司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的行使做出了种种规定。公司章程在公司中被誉为“公司小宪章”。由于《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因此有必要在公司章程中对股东知情权予以细致地补充，使其具体化、规范化、明确化，以符合不同公司的实际情况。因此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做出具体规定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基于知情权是一种固有权，因此要对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对股东知情权做出的具体规定作一个法律上的评价。笔者认为凡是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或其它形式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设定比《公司法》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时，这些超过限制的规定无效。在一些法院的判决中也印证了笔者的看法。④以上，笔者分析了股东知情权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这只是表象特征，同时还必须从股东和公司的信义关系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股东知情权信义层级体系来深入地了解和理解这一问题。
二、股东知情权信义层级体系的构造
（一）股东与公司的法律关系
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这一述语源于英国衡平法，它是指当事人之间基于信托关系而产生的义务。[5]一般意义上理解信托关系基于委托人将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以一定的方式处分财产，并将财产收益交给委托人所指定之受益人。受托人一般的权利是受托标的物的出售、出租、投资等营利性的经营；其一般的义务是向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照管好别人的财产，并本着“诚实”和“信用”将委托财产的收益交给受益人。
根据上述信托原理，笔者认为，公司是股东财产的受托人，公司股东既是公司财产的委托人又是公司财产的受益人。公司作为股东财产的受托人，享有法定的法人财产权。其法人财产权与股东财产的所有权具相对独立性。因此股东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信托关系。
（二）信托关系下的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双向信义义务
1．公司对股东的信义义务
由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一旦出资后，就丧失了对出资财产的直接取回及相关权利，股东只能主张股权以及剩余财产分配权。一方面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把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其利益有可能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作为受托人的公司，其本身也具有自己的利益，同时加上公司经营者的利益，难免会偏离对所受托的财产本着“诚实”和“信用”妥善经营公司，为股东谋取利益。因此公司必须对股东负有信义义务，而且这种义务的要求程度较高。
2．股东对公司的信义义务
有权利就有义务，作为公司的股东而言，对公司也负有一定的信义义务。特别是在我国新《公司法》采用注册资本分期缴纳的情况下，股东对公司最大的信义义务就是按时、按要求完成出资。在履行股东的各项权利时也应当本着“诚实”和“信用”。
（三）股东知情权双向信义义务的思考
就股东知情权而言其双向信义义务尤其表现得十分突出。
1．就公司承担的有关知情权的信义义务，本要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双方在知情权提供、获取实际地位的不平等性。股东对知情权的客体没有直接参与制定，而与此相反公司在置备相关文件时，其具有完全的优势地位。公司可以基于本身的利益或经营者的利益随意编制不真实的财务报告或其它文件。从而损害股东利益。
第二，信息不对称。股东虽然作为公司的发起人、投资人,公司利益的最终享有者。但是对大多数股东而言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使得股东在获得期待利益的过程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其利益实现可能陷入极大的风险中。只有当股东准确及时地知晓公司或董事的经营信息后,才可能防止董事会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以及于事后及时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从而保障自己的预期利益的实现。因此，公司应当本着“诚实”和“信用”编制、提供相关文件，供股东查询。
2．就股东承担的有关知情权的信义义务，本要基于以下思考：
第一，股东投资目的唯利性。使得他们在行使知情权时过多关心公司行为所能带给他们的利润。只要有利润的驱使,股东会不计公司的长远利益,甚至以牺牲公司的利益为代价。
其二，股东为了确保既得利益的实现或为了决定未来的投资策略，在需要获取公司经营管理的信息时，会采取各种不惜扰乱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方式甚至违法的方法。这必定损害公司或董事(会)的利益。
其三，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股东心怀恶意，或为了出卖商业机密牟取利润，或为了利用商业秘密服务于股东从事的或持有股份的竞业公司，而去获取相关信息,这样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很可能成为损害公司业务、扰乱公司经营、泄露公司秘密的一系列行为。[6]因此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应当本着“诚实”和“信用”。这也是法律对股东知情权做出必要限制的法理依据之所在。
（四）股东知情权信义层级的分析
1．股东知情权的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通过《公司法》给公司附加积极作为的义务，而使股东享有的知情权。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公开其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重大诉讼，在每会计年度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公司应主动依照法律和章程规定向股东呈递或公开公司的经营信息和相关的财务信息。该类义务直接来源于法律和章程的规定，无须股东事先请求，这是一种非依请求而由公司单方完成的法定(约定)义务。依照上面的论述公司在履行该积极作为义务时须负有信义义务即所提供的信息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全面。与此相对应股东也应当本着信义义务的要求向公司及时提供联系地址。自行承担因股东自身的原因而增加的费用。
第二层面，通过《公司法》直接赋予股东知情权。《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其中公司负有一定的协助义务。与此相对应股东也负有相应的义务。如：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须出于正当的目的，且应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第三层面，通过法律赋予股东知情权行使不能的救济权。当股东无法以前面两个层级实现其知情权。《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2．信义层级体系下的股东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三个层面是由信义层级体系决定的。对于股东知情权而言，股东和公司都负有信义义务。在理想状态下，公司和股东都按照信义义务的要求，诚实、信用地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在一个公司治理结构优良、公司透明度较好的公司中股东知情权能得到公司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与此同时股东也能从公司的良好的业绩中获得利益。在这种理想状态下，股东与公司的信义达到最大化，公司得到持续发展，股东能够获得利益或虽然暂时没有可分利益，股东也能够对公司完全信任。在这个层次上谈股东知情权的实现及其保护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然而现实和理想状态存在一定差距，公司本身作为一个多元利益的集合体而存在。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者即公司董事、董事会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公司本身的利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不断地发生交锋，在交锋中，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义义务有可能发生扭曲和变形，以至于股东与公司信义的完全背离。股东不得不依据公权的介入才能实现自己的知情权。下面就结合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三个层面，来谈其中的信义层级。
第一，股东与公司之间信义关系——信赖层级
在股东知情权行使的第一个层级中。公司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完成自己的积极作为义务。而且在完成这些作为义务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诚信义务。与此同时股东也积极履行其协助义务。在这个层面上将股东与公司相互之间的信义度较高。股东的知情权能够通过此层面获得充分的保障。
第二，股东与公司之间信义关系——怀疑层级
当公司不履行第一层面的信息呈递义务，或者说公司履行呈递义务不适当即公司未按前述规定未完全履行其信义义务，股东对有关呈递信息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此时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义便出现了扭曲和变形。一方面公司有可能在信息呈递中弄虚作假，或者对股东知情权给予法律之外的不当限制，或者没有合法理由阻却股东行使知情权。另一方面股东也可能基于不正当的目的而滥用股东的知情权。当股东的知情权行使屡次遭到公司拒绝，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信义逐渐走向对抗和对立。
第三，股东与公司之间信义关系——对抗层级
当股东不能借助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充分实现自己的合法知情权的行使时或者公司为了最终阻止股东知情权的滥用时，双方的信义关系严重对抗公司内部不能解决，股东或者公司就不得不借助公权的介入来解决知情权纠纷。进行司法诉讼，基于股东的不同诉讼请求，可将知情权诉讼分为：请求公司允许其查阅（复制）有关文件之诉（当然这里的文件也包含公司依法呈递或公开义务的文件）、请求公司依法履行呈递或公开义务之诉等诉求。至于公司阻止股东知情权的滥用也在前面两种诉讼中由法院予以裁决。从中可见股东知情权诉讼表现出股东与公司信义的对抗和分离。其诉讼性质是一种侵权之诉。⑤
当然上述三个层级的分析，由于司法实务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一层不变的，有时也可以相互之间转化。因此有必要结合信义层级来分析当前处理股东知情权若干实务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韩杼滨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积极投入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稳定

去年，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重大决策，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部门通力协作，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等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集中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的治安问题，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为严打整治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提起公诉845306人，比上年分别上升17.6％和19.2％。

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等三类严重刑事犯罪。始终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特别是把称霸一方、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的黑恶势力犯罪作为重中之重，依法严厉打击。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对严打中的适用法律问题及时作出司法解释，直接督办了381件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各级检察机关适时介入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依法从快批捕、从快起诉；坚持重事实、重证据，严格掌握法律政策界限。在严打整治中，共批准逮捕三类重点案件犯罪嫌疑人454587人，提起公诉455942人，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把打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对充当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集中力量，深挖严查，上级检察院直接查办或派员督办。全年立案侦查此类犯罪案件279件345人。这些人员中，有的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有的泄露案情，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的为黑恶势力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对这些腐败分子的查处，推动了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

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严惩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以及偷税骗税、金融诈骗、走私和传销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全年共批准逮捕此类犯罪嫌疑人26002人，提起公诉23526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就办理制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等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并直接督办了195件重大犯罪案件。为加大打击力度，检察机关加强了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依法查办了397名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纠正了一批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案件。

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依法惩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对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爆炸、杀人、纵火等犯罪活动，坚决依法打击，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美国“9·11”事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出了严厉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通知；倡议并主办了亚欧国家总检察长会议，促进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司法协作。依法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批捕、起诉了一批组织和利用“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二、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促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贪污贿赂犯罪大案要案。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6447件40195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1亿多元。在查办的案件中，犯罪数额百万元以上的1319件，涉嫌犯罪的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945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2670人，李嘉廷等6名省部级干部依法受到追究。查办在国有企业转制、重组过程中私分、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17920人，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依法严肃查办，全年共立案侦查1906件，比上年上升39.4％。根据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增多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集中追逃专项行动，采取网上通缉、异地协作、敦促自首等措施，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缴赃款6.8亿多元。

严肃查办了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针对渎职犯罪危害严重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重特大渎职案件标准，与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建立了案件移送制度，加强了对查办渎职犯罪工作的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8819件。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司法保障，立案侦查涉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等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83人。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方针，大力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一是把检察预防融入反腐败斗争和综合治理的总体格局，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预防组织1300多个。检察机关在预防网络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漏洞和问题，向发案单位和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28500多件。开展专题调研，研究发案规律和防范措施，有4000多条预防对策建议被当地党委和政府采纳。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部署，在金融证券、国有企业、海关、建筑、医药等八个行业和领域开展系统预防，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是在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建设工程中开展专项预防，帮助建立防范机制，减少了职务犯罪和建设资金流失。西部地区检察机关围绕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积极开展预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尊严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注意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各级检察机关围绕严打整治斗争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一方面，以防止打击不力为重点，依法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问题。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18447件；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追捕13341人；对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诉6440人。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3875件。对违反规定不交付执行，以及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依法督促纠正8548人次。另一方面，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适用法律关，纠正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依法决定不批准逮捕93760人，不起诉26373人。对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书面纠正意见21278件次。对超期羁押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66196人，已纠正56389人。

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督促纠正裁判不公问题。针对影响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实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审查当事人申诉，注重对判决、裁定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以及因枉法裁判导致司法不公的案件进行监督。据检察系统统计，全年依法提出抗诉16488件，法院已审结10145件，其中改判5377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900件。对裁判正确的，耐心细致地做好息诉工作。

严肃查办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犯罪案件，促进公正司法。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工作中，注意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对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索贿受贿、枉法追诉、枉法裁判、私放在押人员，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犯罪案件，坚决依法查处。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此类犯罪的司法人员4342人。

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努力解决告状难、申诉难问题。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全年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656080件次。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各级检察长共接待群众来访188116人次，对其中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72346件直接督办，当年办结55336件。认真办理刑事申诉和刑事赔偿案件，对确有错误的777件依法予以纠正，决定给予刑事赔偿。为加快控告申诉问题的解决，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实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力求将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提高队伍政治业务素质。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广大检察人员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教育。开展向生死关头解救人质、制服歹徒的湖南省道县检察长付玲玲，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方工等模范检察官学习的活动，大力弘扬公正执法、热情服务的良好风尚。二是开展执法大检查。各地共自查和交叉检查近三年来办理的有关案件55万多件，对发现的违反程序、执行办案纪律不严等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对处理错误的案件进行了纠正。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严格执行的六条规定》。对检察机关现任处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和检察人员离职、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进行了清理和规范。三是坚持从严治检。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检察人员406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56人。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贪污、受贿、泄露国家秘密，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全年有60名领导干部被追究责任，7个省级检察院的负责人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讨责任。四是加强教育培训。组织了全国检察人员基本素质统一考试，促进干警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全年共培训各级检察长和业务骨干34000多人，组织11000多人参加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习，选送一批优秀检察官出国进修，促进了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继续开展争创“五好”活动，深入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采取上级检察院挂牌攻坚、集中培训检察长等措施，重点推动467个工作滞后的基层检察院转变面貌。对其中的210个院领导班子和129名检察长，商同地方党委和人大进行了调整。对已经实现“五好”基本要求的检察院进行抽查，实行动态管理，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经过努力，检察机关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的状况有了新的改进。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补助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检察机关的扶持力度。继续选派检察官到西部巡讲支教，组织东西部地方检察院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在拉萨召开了西藏检察工作座谈会，研究加强西藏检察工作，落实对口援藏任务。

深化改革，为检察工作注入生机与活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建立了侦查指挥中心，提高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工作的整体效能。推行审查逮捕方式改革，强化对证据的审查，依法引导侦查取证，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到去年底，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检察院达到2729个，择优选任的9022名主诉检察官在严打整治中发挥了骨干作用。27个省级检察院完成了机构改革。在全系统进一步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对一批检察院领导干部和反贪局长进行了异地交流和内部轮岗。积极推进科技强检。全国检察机关一级专线网已经开通，一些检察院建成了计算机局域网，配备了举报电话自动受理系统和多媒体法庭示证系统，增强了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

自觉接受监督，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向人大汇报工作，加强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联系，邀请代表和委员视察，听取批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65件，已全部办结。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改进刑事诉讼执法工作的要求，对检察环节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进行了检查清理，纠正超期羁押2226人。深化检务公开，认真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推行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和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以公开促公正。

一年来，检察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过去的问题，经过努力，有的有所改进，有的还没有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司法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问题，监督力度不够。特别是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和手段，仍然是法律监督工作的薄弱环节。二是在执法作风上，少数单位受利益驱动违法违纪办案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检察人员为民执法的宗旨意识不强，作风粗暴，特权思想严重，办关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一些检察院和领导干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工作部署和管理制度没有落实。三是一些检察人员执法观念陈旧，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偏低，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不强，办案质量不高，不适应新形势下工作发展的要求。四是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检察工作科技含量低，办案经费紧缺，装备落后，边远贫困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困难更大，影响了工作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指导上不够深入，对上述问题研究、解决的力度不够，负有领导责任。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提高队伍素质，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发展。

各位代表：

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检察机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深挖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依法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坚持不懈地打击制假售假、偷税骗税、金融诈骗、走私和传销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新贡献；进一步加大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力度，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继续加强发案单位个案预防、重点行业系统预防和重大工程专项预防，综合运用检察职能，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取得新成效；大力强化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依法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坚决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犯罪，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方面取得新进展，努力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确保上述任务的完成，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推动法律监督工作与时俱进。增强法律监督意识，努力探索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以及刑罚执行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积极提出完善监督程序的立法建议，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实效，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增强公正执法和保障人权意识，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保障司法公正，坚决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增强接受监督和制约意识，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强化内部制约机制，制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案件证据标准和职务犯罪办案质量考评标准，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法行为，严格办案纪律，切实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二，做好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检察工作，努力适应改革开放的新要求。认真研究加入世贸组织后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法制统一、公开透明和非歧视原则，进一步更新执法观念，完善执法机制，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增强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把握经济领域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洗钱等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检察人员中进一步普及世贸组织知识，开展专项培训，培养一批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的复合型人才。扩大国际交流和司法协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做好涉外案件的检察工作，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司法保障。

第三，深化检察改革，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完善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建成上下一体、反应灵敏的侦查指挥和协作机制，提高突破大要案的整体能力。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抓紧完成地方检察院机构改革。扩大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试点，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特点的队伍管理机制。大力推进科技强检，加强信息技术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提高办公、办案信息化水平。

第四，以改进执法作风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把今年作为转变作风年的要求，着重解决执法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不断改进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全面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更好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纠正特权思想、霸道作风。按照以德治国的要求，实施《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强化职业自律，弘扬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坚持从严治检，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案件。认真落实修改后的检察官法，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检察官，抓紧组织对现任检察官的教育培训，优化队伍结构，推进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第五，坚持不懈地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三年基层检察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我们将以确保公正执法为目标，以规范管理和提高执法水平为重点，继续狠抓基层检察院建设，进一步提高基本素质，加强基础工作，完善基本保障，在新的起点上把基层检察院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各位代表，在新的一年里，检察机关将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以检察工作的新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