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及原因分析/曹培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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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考

张二祥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分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据此，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推动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要目标。本文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阐述。
一、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中划定权力的界限，保障各权力的有效行使和不被侵犯。这里的关键是其具体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要符合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可以说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权力制衡不应也并不只限于这一种形式。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以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权力制衡形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足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同时在民族心理上需要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多轮流执政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存在，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我国“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中，由于政府、法院的权力运行是并列的，从职能上看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因此，整个国家权力运作中就需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实现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可以说，没有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就可能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也就无法贯彻。
在我国，围绕着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产生了各种监督机关，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权力机关的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监察审计的行政监督，纪委的党内监督，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中，检察机关以其在国家政体结构中的地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而具有的监督效力的国家强制性，监督手段的司法诉讼性，以及在监督范围、方式和监督力度等方面的特点，成为国家机构中专司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权力制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可替代。
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衡，不需要一个专门国家机关来承担法律监督制约职能，检察机关往往只起着公诉机关的作用。因此，那种要取消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张，实际上足忽略了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简单照搬照套西方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权力失衡和运转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公民的法律意识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
二、监督范围的有限性
检察机关主要是围绕诉讼的司法性监督，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审判等)。目要抓住三块领域发展：
第一块领域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表现在刑事案件判决：更多地要通过占案件大部分比例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来体现。加强这方面的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需要。
当前有一种声音，要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其理由是：侵犯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利于院独立审判和权威；法院内部纠错程序均能解决。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首先我们足针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不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当然需要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来加以监督。这样权力制衡才相宜。要靠公民个人来纠错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审判的权威来自于审判的公正，而不是审判的独立。检察监督目的也是实现审判的公正，从而也是在维护审判的权威；法院内部的纠错程序固然能纠正一部分案件，但就纠错的力度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要比自身的纠错强得多。尤其是在当前司法腐败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由于法律不够明确，当前在有些方面检察机关做得也不够理想，如干涉审判权，将自己置于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参与庭审调查承担举证，破坏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这些都给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提供了口实。但这不能足取消的理由，而应通过立法明确、加强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来加以解决。如进一步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对象与范围
第二块领域是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行政方面的制衡作用当前主要体现：
一是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过程中，在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审判行为的同时，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笔者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这是因为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
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而现实生活中，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
不理”原则，无起诉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因此我们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例如违法发放各种许可证，包括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使得国家所有的各种自然资源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对这些违法行政行为，无论是给国家造成损失，还是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职责，都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二是在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中，尤以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的监督力度最大。这其中涉及范围广，数量多，影响大，实践中又相对薄弱的是对应当移送刑事司法追究的而未移送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这主要体现为检察机关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侦查。这类案件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明知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送，予以隐瞒、掩饰；或者大事减小，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执行法律、法规，管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职责，享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处罚权、行政裁决权。如公安、工商、税务、海关、劳动、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检疫、质量监督、计量等部门。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是否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形象，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罚。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行政执法人员违背职责，徇私舞弊，枉法行政，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破坏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反映最突出的足，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以钱抵刑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严重徇私舞弊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制裁。检察机关对这一领域的进行侦查，予以监督，体现了对行政执法的有力制衡，同时抓住了进入刑事诉讼的“入口”，成为检察机关刑事检察监督发展的重要领域。
第三块领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是权力的滥用、专横和腐败的极端表现。经过多年的打击，“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类型。”这说明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还很繁重。
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自行侦查与起诉等相结合进行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侦查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石，最为明显和直接地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国家在对待、处理这一矛盾时的态度，则生动地反映出一国法治水平的现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松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的监督问题尤其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办案人员不依法律程序办事，甚至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就无法守住公平与正义的法律防线。因此，监督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对这一块的改革，要坚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改革体制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标本兼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消除诱发利益驱动，违法办案和影响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的一些客观因素。
二是健全侦查工作机制，通过检察权在上下级机关及各业务部门的分配，在相互配合的同时起到相互制约的们
用。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上下监督和同一机关内部的平行监督。上下监督如严格大要案线索报省院备案制度，上级院对重特大案件的督办、交办、参办和提办制度等；平行监督包括办案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制约，前道工作环节对后道工作环节的纵向监督制约，督导督查与纪检监察检查的内部监督网络。
三、监督方式的诉讼性
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诉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国家诉讼法中都有具体规定。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检察监督权作了具体规定。
二是检察监督权是通过参加诉讼程序具体行使的。法律监督是一种通过具体的诉讼职能而实现的权力，而不是一种超脱于监督对象之外的以旁观者姿态的权力。职务犯罪监督，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及公民守法情况监督都足在诉讼过程中完成的。监督者必须积极介入诉讼活动在诉讼参与中实现对诉讼监督的职能。
三是检察监督权足通过运用诉讼手段即司法权力来实现的。侦查权、起诉权、批捕权、纠正违法权等检察权都是国家司法权力，普遍具有国家强制性。这就需要检察监督遵循诉讼规律，使检察改革符合客观性、判断性、亲历性、独立性、公正性等诉讼要求，清除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对检察工作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诉讼权力都是由检察监督权派生，并服从服务于检察监督权，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些诉讼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将检察监督权包含的整体诉讼权力割裂开来，认为检察机关有公诉权就是公诉机关，有侦查权就是侦查机关，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分析方法是机械的，不可取的。
四是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检、法之间的互相制约，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诉、辩、审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行使的权力足程序性的权力，对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要由法院决定，检察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防止监督权对审判权的过度膨胀和侵犯，从而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监督活动的制约。至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法律监督的定位是配合为主、制约为主还是监督为主需要明确。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应以监督为主，在监督中配合，而不是配合制约中监督。
四、监督手段的有效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包括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抗诉权(刑事、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具有方式的多样性、程序的衔接、性和目的的统一性。侦查权为公诉权做铺垫和准备，抗诉权足公诉权的深化和强化，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则是这几种权力的延伸和辐射。但各手段的适用范围足不同的，如侦查权针对的足职务犯罪，公诉权针对的足所有刑事犯罪(自诉案件除外)，抗诉权针对的是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种适用范围的不同设定，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的目的统一性，即服务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是指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法律，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二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来实现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目的。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侦查权、批捕权、不起诉杉的行使来实现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三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制约审判活动，可以保证监督的效力。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具有国家强制性，如起诉、新诉必然引起审判。同时为防止检察机关在抗诉不被采纳情况下，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不到纠正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可以对错误裁判形成过程中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审判人员行使侦查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曾有一些不同观点。如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交由法院来行使。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审查逮捕权同样足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确保侦查监督力度，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用。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权力的强大，检察机关要实现监督，必须要有制约其诉讼结果的权力以保证监督的力度。行使批捕权就是保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对批捕权行使的制约手段，不会导致权力失衡。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的观点，实际上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路来看待批捕权，足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检察机关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正因为检察机关侦查职能这一威慑力的存在，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正确执法，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公正司法，保证了监督的效力。因此，侦查权是法律监督的有效组成部分和坚强后盾。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无疑从实质上取消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司法人员渎职侵权等犯罪的监督职能，直接破坏我国诉讼机制的平衡，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也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本身缺少监督，从而间接地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起到了制约作用。我们要坚持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同时要扩大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侦查的范围，但要限制在监督的前提下，如在立案监督无效的情况下，侦查监督中公安机关不追捕、追诉等情况下。
当前，检察监督手段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检察建议，被建议单位爱理不理；通知立案，公安机关不立案或只立不侦；两次退查，公安机关自行处理；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自行改变；刑事、民行抗诉，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维持原判；“纠正意见”被束之高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手段的软弱，造成法律监督的被动，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我们要立足于侦查权，同时要给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提请处置权，如赋予检察机关改变案件管辖、更换办案人以及对违法办案人的行政处分建议权等。同时适当增强检察机关对一些涉及人权保障的侦查措施的监控力度，如现行制度下，公安机关实施拘留时自己颁发拘留证的做法，缺少外在的监督，实践中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应由检察机关审批拘留证，以加强对这一块的监督，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

李飞
e-mail: leephee@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监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 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 ，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 ，在这种法律监督权分配格局下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效果如何？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
法律监督乏力、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相关国家机关在其改革中，就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进，比如：
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加强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步审议；2006年3月9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督法已列入2006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39项改革任务，并于2005年10月26日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法院改革措施，两个纲要都包括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于2005年9月20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各自为阵，着眼于本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和职责的改进，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浅层的、非系统的作法，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的整体架构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改进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否则，如果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整体上的缺陷没有解决，那么各相关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国家法律监督的困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多停留在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层面上，或者仅就法律监督机制的某一具体缺陷提出修补、完善的意见，虽然人们也认识到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存在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但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解决，而忽略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其实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且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上入手，对我国法律监督机制提出一点制度上创新的构想。
二、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化
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人大法律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协调、监控其他国家机关正常、有效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关系个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运行。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立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2）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对违反宪法、抵触上位法及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但没有细化、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立法法》规定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下一级政府的不适当规章）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
2、在执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和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等），人大对于前者可给予立法监督，但对于后者从实体到程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力和执法监督的开展。
3、在司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二）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表面上虽然在上下、左右、内外都作了安排，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机制，主要体现在：
1、从上下来看，人大监督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最高层次的监督，但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在监督职能上与权力机关也存在重叠，另外它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没有沟通、配合及控制的制度化路径，人大监督往往由此受到人力、物力及信息的限制而难以取得实效。
2、从左右来看，除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乏协调制度，他们之间的监督关系未完全理顺，权力配置存在失衡，如检察机关既要行使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公诉的职能，又要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抗衡手段明显不足。
3、从内外来看，内外监督存在主辅倒置，如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而言，对他们的监督应该以外部监督为主，但是目前在制度上，注重的是其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而其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相对较弱。这就形成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其内部监督为主的现状，然而由于其内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权不清，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通，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法律监督在体制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三）法律监督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的规则包括法律监督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两部分。
1、法律监督实体规则的欠缺
我国现行法律监督实体规则存在诸多欠缺，主要体现在对于法律监督权各项权能的完备和细化、监督客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存在空白和模糊。原因在于宪法、法律虽然对法律监督主体的基本职权作了的规定，但由于根本法和基本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细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监督客体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督主体权限的不完备和不具体，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随之也出现欠缺，另一方面，虽然在有的法律虽然赋予了法律监督主体某项监督权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未规定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刚性和权威。
2、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程序是实现法律监督实体权力、达到法律监督目的的途径，法律监督程序完备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问题尤为突出，比如，对于人大法律监督程序迄今仍无专门立法，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作系统化的、步骤性的程序安排，也没有明确参与者的程序权利及义务，人大法律监督的在程序上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此有人呼吁：“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程序。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启动后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将现有宪法规定的人大监督职权程序化才是当务之急。”
（四）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关系不顺
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集中反映在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不顺，这种不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对党的监督，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制度上都不存在；二是两者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协调，人大监督依法处于最高的法律监督地位，但在现实中，当其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为党的监督所取代或因党的监督介入而不能有效开展。
造成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的主要原因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党领导人大，人大监督党”这是目前人们对人大与党的关系的通行提法。
“人大监督党”是有根有据的，（1）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2）宪法和人大组织法还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法律实施监督权，保障宪法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3）《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党领导人大”则只是对我国政治现实的描述，存在的并不代表都是合理的，这在理论上仍有尚待研究的地方，虽然我国宪法在序言中确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舍此以外，党的权力性质、权力内容，行使权力方式和程序，以及党的外部监督制度等等都没有作相应的立法，党实际上是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党组织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却又超越了国家机关，其权力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却又超越了国家权力。这种没有法律予以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民主法治原则，也不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
党在没有法律具体约束的前提下去领导人大，而作为被领导的人大是受法律约束的，他必须依靠和按照法律去履行监督职能，那么人大到底该依靠和按照什么法律去监督领导者这种没有法律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呢？这显然是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党的机构定位在国家机关体系内，党的领导纳入法制轨道中，党的领导法制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须迈进的一步，这既能巩固宪法赋予党的领导权，又能使党的领导与宪法确立的民主法治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制度上融为一体。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那么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很难理顺，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自不待言。当然，党的领导法制化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长期过程。
三、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构想
造成我国法律监督机制中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要理顺人大与党的关系，其关键问题是党如何在法律体制中行使其领导权和接受监督，真正实现依法治党和依法执政，对于这一政治体制上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二是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不科学，这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笔者正是由此入手，通过对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来构建一个主体明确、权限清晰、整体协调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克服现有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前提
有人认为我国要改变法律监督不力的困境只有靠西医，使用西方国家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来治疗。笔者认为，以三权分立为根本组织原则的议会制和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是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但都属于民主制度，都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基本思想内涵。人民主权思想是近代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有个人同意服从国家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 。人民主权基本内涵就是主权在民，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简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应该看到，我国的人民大会制在制度的完善程度上不及西方议会制，但不能由此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从权力结构上来看，与西方议会制政体有着不同的显著特点（或者说更符合效率原则的特点）：
1、从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议行合一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这些机构都要对全国人民代表人会负责并受之监督，这些国家机关没有任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抗衡的权力。这与西方议会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