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关于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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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关于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文件
林资发〔2008〕125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业局各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各直属调查规划设计院：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2008年5月至2009年11月间，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涉林渎职犯罪案件是这次检察机关专项工作重点查办的六类案件之一。为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林业建设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但是，一些地方在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工作中却存在一些违法违规发证审批现象，基层工作人员渎职犯罪问题比较突出。 2007年1月至2008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林业领域工作人员涉嫌渎职侵权犯罪889人，占同期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总数的24.54%，居各行业之首。这些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林业主管部门的形象，而且造成了森林资源的破坏，与依法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和林权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很不适应。检察机关开展这次专项工作，有利于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内部管理，促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效能，预防和减少干部违法犯罪，对强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促进建立完善保护森林资源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各级干部要提高对职务犯罪形势严峻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要充分认识这次打击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契机，深入做好预防林业职务犯罪工作，严肃查办涉林案件，坚决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为林业各项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依法做好森林资源管理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工作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依据《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做好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的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等行政许可工作。要严格审批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对证明材料不齐全，林木权属不清或有争议的，以及存在《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禁止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的，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严禁超过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和越权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要严格实行木材凭证运输制度，对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和检疫证明的木材，不得核发木材运输证；严禁发给货主或承运人空白木材运输证，由货主或承运人自行填写。要严格依法办理建设项目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认真核实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征占用林地申请材料，凡申请材料不全或内容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不得审核同意或批准；要加大对现地勘验材料的审核；对已经发生非法占用林地的建设项目，应立即责令建设单位停工，依法进行处罚，属于确需征占用林地的，必须提供对非法占用林地依法处罚办结的证明材料，按相关规定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严格按照规定权限办理审核手续，不得越权审批，化整为零审批。要规范森林资源管理行政许可工作程序，对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等许可内容，要向社会公告，确保审核审批管理工作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切实加大森林资源管理和行政执法监督力度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森林资源行政许可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等行政许可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对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和搞人情关系审批等违法违规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和审核审批征占用林地的，以及为林业行政许可提供虚假资料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林业行政执法单位要加大对毁林开垦、乱占林地、乱砍滥伐林木、非法运输木材、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案情复杂、查办难度大且查处有阻力的案件，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发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必须依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将案件移送给森林公安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发现贪污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
四、健全预防森林资源管理渎职犯罪的长效机制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把预防渎职侵权犯罪问题摆在工作的重要位置，深入掌握实际情况，认真分析涉林渎职犯罪行为的新情况、新特点，掌握新动向、新成因、新形式、新手段，研究新对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有针对性地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几个方面采取新措施，加强预防和惩治，及时堵塞漏洞，铲除涉林渎职犯罪滋生蔓延土壤。在规范森林资源管理中，以加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林地林权管理为重点，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集体会审制、行政许可和执法公示制、责任追究制、效能考评制等，规范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的核发管理，征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执法行为，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人员渎职行为的发生。
五、主动配合做好专项工作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进一步增强森林资源管理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承担起保护森林资源的行政职责。收到本通知后，要及时组织所属部门的干部职工，特别是森林资源管理、林业行政执法人员，认真学习《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和《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专项工作所涉渎职犯罪罪名及立案标准》（附件1、2）。要结合本次专项工作，迅速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破坏森林资源，特别是对乱批滥占林地、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该移交而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以及在履行职责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问题，全面进行排查。要认真执行《关于人民检察院与林业主管部门在查处和预防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和协作的意见》（高检会〔2007〕11号），发现问题及时与检察部门沟通。要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尤其对案件多发、易发的岗位和环节，要将检察机关请进来，利用林业系统发生的典型案例，开展经常性的教育，通过这些形式，警示和教育林业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增强预防职务犯罪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
特此通知。
附件：1.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2.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专项工作所涉渎职犯罪罪名及立案标准
二OO八年六月十三日
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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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会《公器》杂志，2004.5.26转载于“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 (http://www.ccelaws.com/）之“研究生、本科生学术特区”。]
刘显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摘要： 合同法在整个（近代）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以经济法的视角来反观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不仅传统的权利话语之局限性得以显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私法-社会化的确当性与必然性。
关键字： 私权逻辑 权利话语 法律补给 实质正义
引言
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i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ii，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iii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iv。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v。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vi，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vii。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viii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ix。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x。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xi。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著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选题的大而无当注定了本文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术历险xii——希望这种努力能够为合同法的正确解读及经济法机制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的探究有所助益。
参考书目：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农业技术推广基金暂行管理办法
农牧渔业部
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农业技术推广基金暂行管理办法
1987年12月20日，农牧渔业部
一、为了保证农牧渔业“丰收计划”的顺利实施，加强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农业技术推广基金的管理，充分发挥资金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二、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以下简称“丰收计划”基金）是国家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只能用于农牧渔业“丰收计划”所确定的项目，要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三、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商同农牧渔业部财务司，年初对国家财政安排的“丰收计划”基金，根据本办法提出安排意见，报经财政部审核同意后实施。
四、“丰收计划”基金开支范围
（一）银行贷款贴息：对项目承担单位，为扩大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规模而利用银行贷款时所给予的贴息补助。
（二）技术推广周转金：用于支持经济效益较大，见效较快的“丰收计划”项目的资金周转。
（三）技术推广补助费：用于支持“丰收计划”项目的技术培训、印发技术资料、技术交流、制（繁）良种、技术示范推广、检查验收以及生产费用和必要的小型仪器设备购置、租赁等补助费。
（四）“丰收奖”经费，根据《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办法》开支的奖金。
五、“丰收计划”基金的管理
（一）“丰收计划”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的原则。凡不属于上述规定范围内的费用，未报经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同意，均不得在此项基金中开支。任何部门、单位不得从中提取管理费、手续费，更不准挤占、截留此项基金。
（二）必须建立严格的预算审批和决算报告制度。项目承担单位必须在签订合同的同时，编报项目经费预算，并于年终按项目编报决算，于次年1月底前报送农牧渔业部各归口业务局，并抄报同级财政部门。各业务局汇总后送部“丰收计划”办公室汇总审核后报部财务司和财政部农财司。
（三）要严格遵守执行国家有关的财政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贷款贴息的补助部分，不能留有缺口。周转金要坚持有借有还原则，严格按合同规定期限归还，否则要收取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逾期占用费。
（四）“丰收计划”项目属一次性项目，经费一次核拨，未完项目的年终结余资金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项目完成后的节余经费，报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备案后可留在项目承担单位继续作为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不准挪作它用。项目因故中止或撤销，要及时决算报送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并将剩余经费全部交回。
（五）各级主管部门及财务部门要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加强管理和监督。对不执行预算，滥用经费，弄虚作假等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轻重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六）各地用于“丰收计划”项目的配套资金也要严格执行有关财政制度，年终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资金使用情况，便于财政部门监督和管理。
本办法由农牧渔业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