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关于改变管辖后的办案期限是否重新计算的问题的答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9 09:01:44 浏览:9023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关于改变管辖后的办案期限是否重新计算的问题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关于改变管辖后的办案期限是否重新计算的问题的答复
1988年6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二处：
你处〔88〕湘检刑二处字30号文收悉。经研究，对所请示的两个问题答复如下：第一个问题，县检察院审查后再移送分、市院审查起诉的案件，应视为改变管辖。关于改变管辖后的办案期限是否重新计算的问题，1984年7月7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的第六项作了明确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公诉案件，从改变后的办案机关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办案期限。”第二个问题。（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企业重整是指在企业无力偿债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程序，保护企业继续营业，实现债务调整和企业整理，使之摆脱困境并走向复兴的再建型债务清理制度。在我国企业破产司法实践中，管理人制度尚不完善，企业重整所涉及的职工安置、社保、税收等方面的协调问题，企业或其管理人往往难以独立胜任。许多重整案件涉及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等事宜，常常需要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在此环境下，欲提高企业重整计划的成功率，很多时候还需要法院积极为重整计划的制订创造有利条件。
一、法院对企业破产重整计划的否定权
重整制度的目的在于拯救企业，但是如果被保存的营运价值仅仅属于债务人，而不能使债权人受益，那么债权人宁可选择清算分配。因此，在保护及实现债务人及其出资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需同步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法院对于重整计划目的正当性的审查，主要通过审视重整计划的内容来加以判断。非善意的重整计划，其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虽不尽相同，但体现到重整计划方案内容上，通常表现为提出了一份侧重减免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方案。法院应当严格把关，对企业欲通过假重整实现真逃债或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不正当的重整计划予以否定。
对于重整计划是否可行的判断取决于对债务人的资本结构、治理水平、技术条件、盈利能力、市场环境等方面商业因素的分析和预测。如果重整计划不具有现实可行性，那么计划中对债权人的承诺利益无异于空谈，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可能会被不现实的继续经营所蚕食。对可行性判断，法院不应回避，可通过举行听证会、走访等多种方式，听取各方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邀请行业主管机关或聘请有关专业机构、专家发表意见，以弥补法院商业判断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对于确实已经不再具有继续经营价值的企业，法院对其重整计划应当予以否定。重整计划如果通过合法的程序经各表决组一致通过，那么法院原则上应当尊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对重整计划予以批准。但出于防范关系人会议多数决之滥用，法院仍应听取投反对票者的意见，对重整计划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查，审查债权的调整和清偿方案在同一组债权人中有没有实行差别待遇，有没有损害反对者的清偿利益。因此，即使是表决通过后的正常批准审查，对于那些损害了反对者清偿利益的重整计划，法院也不能予以批准。
二、法院促成重整计划表决通过的路径
对重整计划的制订，法院进行必要指导有助于从一开始就保证重整计划的质量，而指导并非越俎代庖，除了进行合法性审查外，法院应当积极地促进重整计划的制订者与其他利害关系主体之间保持互动，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监督重整计划制订者通过有效方式向债权人、股东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披露必要的信息，这有助于计划制订者的自我约束，也有助于计划制订者获取更多的反馈信息，不断完善重整计划。
在重整程序中，法院应协调联动各方力量为拯救困境企业提供帮助，可以从外部因素上为重整创造有利条件，有效地提高企业重整的成功率。这其中，争取得到掌握诸多社会资源的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政府定位于公共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出资人等，在合理的角色定位上协助重整进程，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法院强制批准权的选择及规制
重整计划未获表决通过情形下，法院可行使强制批准权。在强制批准情形下，司法权对债权人或出资人的权利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这样的限制具有合理性。为了在对债权人权利的限制和保护之间求得平衡，需为法院的强制批准确立相关原则。法院行使强制批准权所应遵循的原则，应包括最低限度组别接受原则、最大利益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确立最低限度组别接受原则设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底线。最低限度组别接受原则，是指至少有一个权益受影响的债权人表决组接受了重整计划，权益不受影响的组别则不能计算在内。根据这一原则，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权益受影响的组别接受了重整计划，法院无论如何也不能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这一原则确立了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底线，限制了法院在强制批准问题上过于专制。
第二，确立最大利益原则保护反对重整计划债权人利益。最大利益原则，意指一项重整计划必须保证每一个反对这项计划的债权人或股权持有人，在重整程序中都至少可以获得他在清算程序中本可获得的权益。最大利益原则针对每一个权利人适用，无论其所在的组别采取何种意见、表决结果如何。最大利益原则通过考量重整计划与清算程序的利益比较，来保护反对重整计划者的利益。
第三，确立绝对优先原则保护优先顺序债权人利益。绝对优先原则，意指在清算程序中处于优先顺序的组别，如果它反对重整计划草案，则它在重整计划中的受偿应当优先于位于其后的组别，只有在这个组别获得充分清偿之后，在优先顺序上低于这个组的其它组别才可以获得清偿。
第四，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平等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平补偿原则，意指如果一个表决组反对某一重整计划，则该项重整计划就要保证这个持反对意见的组别获得公平对待；同样，在同一表决组成员中，如果谁反对重整计划，则该项重整计划要保证这个持反对意见者获得公平对待。上述几项原则的确立，能够有效地限制法官的恣意。在符合强制批准原则的前提下，法院对于强制批准权的运用则不应再有太多畏惧。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
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805
我国《刑法》第6
条第一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适用本法。”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该款即我国刑法空间效力属地原则的规定，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的属地原则，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如何理解《刑法》第6
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哪些属于该款中中提到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及如何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内犯罪”。鉴于我国刑法学界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多有与我国参与的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国际法学界以及刑法规定本身内在逻辑相悖，或者不甚清楚的地方，笔者愿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望能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 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在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上，我国刑法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在我国船舶、
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属于我国领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上。
从刑法效力角度看，在我国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涉及到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是在我国登记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应否适用我国刑法；二是对在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对前者的回答必须以我国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为基础，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只能以我国领域的范围为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的刑事管辖权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概念，因为一国的刑事管辖权不仅包括属地管辖，而且也包括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和专属管辖（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用来表示一国对该国船舶行使管辖的崭新的概念），除属地管辖外，后四种管辖的范围都与特定的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一国的领域则是一个必须有明确地域界限的概念，因为所谓一国的领域是一个国家能够行使完全排他性主权的地域范围，因而一国的领域只能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根据有关国际法规定及国际惯例，应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理解为我国的领域，对在上述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犯罪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界的这一理解，不仅不符合国外刑法学界、我国国际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更是违背国际法有关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公约规定的精神。
（一）我国的船舶、航空器不应解释为我国领域
在一国登记注册的船和航空器是否属于该国领域，在国际法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除少数人外（注：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296页；
李恩慈：《论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立法完善》，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88页。），
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此持肯定的态度。理由是根据国际惯例，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不论是民用或军用，不论是国家所有或是私人所有，都是该国的“拟制领土”，旗籍国应对其享有属地管辖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将船舶、航空器视为旗籍国的浮动领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依据。因为，尽管我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认为认为对船舶、航空器适用旗籍国刑法属于属人管辖（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84页。），但是，根据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学说（有争议！）（惊叹号为原作者所加—笔者），公海上的船舶是船旗国的国土”（注：
［德］英戈·冯·文希： 《国际法教程》， 知识出版社（1997），324页。）。而且我国国际法学界也有人认为，
国家属地管辖权中的“属地”“包括一国的领陆、领海、领空，也包括在该国注册的船舶、飞机、航空器和航空器”（注：陈致中：《国际法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第61页。）。从各国刑法立法例的角度看，将对船舶、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本国刑法，规定在刑法的属地效力内的立法例也不鲜见（如法国刑典）。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以下三条理由，不宜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视为我国“领域”。由于航空器问题与船舶问题颇有相似之处，这里就主要分析对我国船舶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我国刑法，不宜理解为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原因。
1.将一国船舶视为旗籍国领域的延伸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不符。
关于对船舶上发生的犯罪管辖权问题，目前国际上有关船舶地位最全面、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国际法依据，是我国1996年5
月参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笔者在国内尚未见根据该公约解释船舶地位的有关论述，但根据该公约的有关规定，应该说任何国家对在本国领域外的任何船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视为“该国的领域”。
严格地说，国家的领域是一个国际法中的概念，其内涵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在一般情况下，
一国能够完全行使排他性的主权管辖的地域范围，就是该国领域的范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及邻接的……领海”。根据“不属于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土地是不能称为国家领土的”（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籍国可以对其行使属地管辖的传统观点。按笔者的理解，即使在公海上也如此。因为，该公约第89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得有效地声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对一国船舶在公海上的地位问题，《海洋法公约》第92条专门规定，“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在公海上应受该国的专属管辖”。这显然是明确地用“专属管辖”这一崭新的概念，否定了传统国际法有关船舶地位的“属地管辖”或“属人管辖”理论。
此外，海洋法公约还规定，一切民间或国有商用船舶等不享有完全豁免权的船舶，如在公海上涉嫌海盗、贩卖奴隶、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等非法行为，他国军舰、军用飞机有登临检查权（第110条）；
如有上述非法行为，他国可以逮捕、扣押有关人员和船舶（第105条、第109条）；上述船舶如果有违反沿海国法律和规章的行为，即使已经脱离他国领域，沿海国有自该国内水、领海和毗邻区开始的紧追权（第111条）。
特别应说明的是：根据该公约第32条、第95条和第96条规定的精神，就是在公海上的一国军舰和“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也不应该理解为国家领土的延伸。因为，上述条文在规定旗籍国对该类船舶拥有的不属非旗籍国管辖的权利时，使用的也不是与国家领域有关的“属地管辖”，而是一个与主权相对应的概念：“完全豁免权”（关于豁免权的性质，笔者将在分析外交特权与豁免时说明）。
上面有关分析说明，就国际法的角度讲，在1995年3月15
日我国政府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前，认为我国的船舶是我国领域的延伸，因而在刑法空间效力问题上应适用属地原则，应该说还有一些道理。但是，在此之后再坚持这种观点，就很难说和我国有义务遵守的上述公约规定的精神相符了。
2.坚持一国船舶是旗籍国领域的延伸，与国际法基本原则不符
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土地完整是当代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当代各国规定刑法空间效力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国的领土是该国行使主权的“对象和空间”、“尊重一国主权就应首先尊重一国领土完整，而尊重该国领土完整就是尊重该国主权的表现”，是当代国际法学界的共识。由于国家领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因而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相互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就表现为一国领域内不允许他国领土的存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条规定，一国的内水，领海等都属于沿海国领土主权的范围。如果承认一国船舶是旗籍国领域的延伸，无疑是说在我国的内水和领海范围内，将会出现“将存在着不断变化着”外国的领域，出现外国的领土和我国领域并存并立，相互竞争的情况。用一国船舶是“拟制领土”的理论，来解释外国船舶在我国领域内的地位，难免有侵害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之嫌；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解释我国船舶在他国领域内的地位，在国际法学界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认为符合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在我国国际法学界，认为“根据领土主权原则，沿岸国对其港口内的外籍船舶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注：王铁崖主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第207页；
一、法院对企业破产重整计划的否定权
重整制度的目的在于拯救企业，但是如果被保存的营运价值仅仅属于债务人，而不能使债权人受益，那么债权人宁可选择清算分配。因此，在保护及实现债务人及其出资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需同步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法院对于重整计划目的正当性的审查，主要通过审视重整计划的内容来加以判断。非善意的重整计划，其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虽不尽相同，但体现到重整计划方案内容上，通常表现为提出了一份侧重减免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方案。法院应当严格把关，对企业欲通过假重整实现真逃债或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不正当的重整计划予以否定。
对于重整计划是否可行的判断取决于对债务人的资本结构、治理水平、技术条件、盈利能力、市场环境等方面商业因素的分析和预测。如果重整计划不具有现实可行性，那么计划中对债权人的承诺利益无异于空谈，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可能会被不现实的继续经营所蚕食。对可行性判断，法院不应回避，可通过举行听证会、走访等多种方式，听取各方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邀请行业主管机关或聘请有关专业机构、专家发表意见，以弥补法院商业判断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对于确实已经不再具有继续经营价值的企业，法院对其重整计划应当予以否定。重整计划如果通过合法的程序经各表决组一致通过，那么法院原则上应当尊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对重整计划予以批准。但出于防范关系人会议多数决之滥用，法院仍应听取投反对票者的意见，对重整计划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查，审查债权的调整和清偿方案在同一组债权人中有没有实行差别待遇，有没有损害反对者的清偿利益。因此，即使是表决通过后的正常批准审查，对于那些损害了反对者清偿利益的重整计划，法院也不能予以批准。
二、法院促成重整计划表决通过的路径
对重整计划的制订，法院进行必要指导有助于从一开始就保证重整计划的质量，而指导并非越俎代庖，除了进行合法性审查外，法院应当积极地促进重整计划的制订者与其他利害关系主体之间保持互动，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监督重整计划制订者通过有效方式向债权人、股东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披露必要的信息，这有助于计划制订者的自我约束，也有助于计划制订者获取更多的反馈信息，不断完善重整计划。
在重整程序中，法院应协调联动各方力量为拯救困境企业提供帮助，可以从外部因素上为重整创造有利条件，有效地提高企业重整的成功率。这其中，争取得到掌握诸多社会资源的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政府定位于公共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出资人等，在合理的角色定位上协助重整进程，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法院强制批准权的选择及规制
重整计划未获表决通过情形下，法院可行使强制批准权。在强制批准情形下，司法权对债权人或出资人的权利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这样的限制具有合理性。为了在对债权人权利的限制和保护之间求得平衡，需为法院的强制批准确立相关原则。法院行使强制批准权所应遵循的原则，应包括最低限度组别接受原则、最大利益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确立最低限度组别接受原则设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底线。最低限度组别接受原则，是指至少有一个权益受影响的债权人表决组接受了重整计划，权益不受影响的组别则不能计算在内。根据这一原则，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权益受影响的组别接受了重整计划，法院无论如何也不能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这一原则确立了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底线，限制了法院在强制批准问题上过于专制。
第二，确立最大利益原则保护反对重整计划债权人利益。最大利益原则，意指一项重整计划必须保证每一个反对这项计划的债权人或股权持有人，在重整程序中都至少可以获得他在清算程序中本可获得的权益。最大利益原则针对每一个权利人适用，无论其所在的组别采取何种意见、表决结果如何。最大利益原则通过考量重整计划与清算程序的利益比较，来保护反对重整计划者的利益。
第三，确立绝对优先原则保护优先顺序债权人利益。绝对优先原则，意指在清算程序中处于优先顺序的组别，如果它反对重整计划草案，则它在重整计划中的受偿应当优先于位于其后的组别，只有在这个组别获得充分清偿之后，在优先顺序上低于这个组的其它组别才可以获得清偿。
第四，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平等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平补偿原则，意指如果一个表决组反对某一重整计划，则该项重整计划就要保证这个持反对意见的组别获得公平对待；同样，在同一表决组成员中，如果谁反对重整计划，则该项重整计划要保证这个持反对意见者获得公平对待。上述几项原则的确立，能够有效地限制法官的恣意。在符合强制批准原则的前提下，法院对于强制批准权的运用则不应再有太多畏惧。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
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805
我国《刑法》第6
条第一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适用本法。”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该款即我国刑法空间效力属地原则的规定，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的属地原则，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如何理解《刑法》第6
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哪些属于该款中中提到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及如何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内犯罪”。鉴于我国刑法学界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多有与我国参与的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国际法学界以及刑法规定本身内在逻辑相悖，或者不甚清楚的地方，笔者愿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望能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 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在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上，我国刑法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在我国船舶、
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属于我国领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上。
从刑法效力角度看，在我国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涉及到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是在我国登记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应否适用我国刑法；二是对在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对前者的回答必须以我国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为基础，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只能以我国领域的范围为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的刑事管辖权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概念，因为一国的刑事管辖权不仅包括属地管辖，而且也包括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和专属管辖（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用来表示一国对该国船舶行使管辖的崭新的概念），除属地管辖外，后四种管辖的范围都与特定的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一国的领域则是一个必须有明确地域界限的概念，因为所谓一国的领域是一个国家能够行使完全排他性主权的地域范围，因而一国的领域只能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根据有关国际法规定及国际惯例，应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理解为我国的领域，对在上述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犯罪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界的这一理解，不仅不符合国外刑法学界、我国国际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更是违背国际法有关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公约规定的精神。
（一）我国的船舶、航空器不应解释为我国领域
在一国登记注册的船和航空器是否属于该国领域，在国际法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除少数人外（注：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296页；
李恩慈：《论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立法完善》，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88页。），
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此持肯定的态度。理由是根据国际惯例，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不论是民用或军用，不论是国家所有或是私人所有，都是该国的“拟制领土”，旗籍国应对其享有属地管辖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将船舶、航空器视为旗籍国的浮动领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依据。因为，尽管我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认为认为对船舶、航空器适用旗籍国刑法属于属人管辖（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84页。），但是，根据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学说（有争议！）（惊叹号为原作者所加—笔者），公海上的船舶是船旗国的国土”（注：
［德］英戈·冯·文希： 《国际法教程》， 知识出版社（1997），324页。）。而且我国国际法学界也有人认为，
国家属地管辖权中的“属地”“包括一国的领陆、领海、领空，也包括在该国注册的船舶、飞机、航空器和航空器”（注：陈致中：《国际法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第61页。）。从各国刑法立法例的角度看，将对船舶、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本国刑法，规定在刑法的属地效力内的立法例也不鲜见（如法国刑典）。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以下三条理由，不宜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视为我国“领域”。由于航空器问题与船舶问题颇有相似之处，这里就主要分析对我国船舶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我国刑法，不宜理解为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原因。
1.将一国船舶视为旗籍国领域的延伸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不符。
关于对船舶上发生的犯罪管辖权问题，目前国际上有关船舶地位最全面、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国际法依据，是我国1996年5
月参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笔者在国内尚未见根据该公约解释船舶地位的有关论述，但根据该公约的有关规定，应该说任何国家对在本国领域外的任何船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视为“该国的领域”。
严格地说，国家的领域是一个国际法中的概念，其内涵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在一般情况下，
一国能够完全行使排他性的主权管辖的地域范围，就是该国领域的范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及邻接的……领海”。根据“不属于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土地是不能称为国家领土的”（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籍国可以对其行使属地管辖的传统观点。按笔者的理解，即使在公海上也如此。因为，该公约第89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得有效地声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对一国船舶在公海上的地位问题，《海洋法公约》第92条专门规定，“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在公海上应受该国的专属管辖”。这显然是明确地用“专属管辖”这一崭新的概念，否定了传统国际法有关船舶地位的“属地管辖”或“属人管辖”理论。
此外，海洋法公约还规定，一切民间或国有商用船舶等不享有完全豁免权的船舶，如在公海上涉嫌海盗、贩卖奴隶、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等非法行为，他国军舰、军用飞机有登临检查权（第110条）；
如有上述非法行为，他国可以逮捕、扣押有关人员和船舶（第105条、第109条）；上述船舶如果有违反沿海国法律和规章的行为，即使已经脱离他国领域，沿海国有自该国内水、领海和毗邻区开始的紧追权（第111条）。
特别应说明的是：根据该公约第32条、第95条和第96条规定的精神，就是在公海上的一国军舰和“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也不应该理解为国家领土的延伸。因为，上述条文在规定旗籍国对该类船舶拥有的不属非旗籍国管辖的权利时，使用的也不是与国家领域有关的“属地管辖”，而是一个与主权相对应的概念：“完全豁免权”（关于豁免权的性质，笔者将在分析外交特权与豁免时说明）。
上面有关分析说明，就国际法的角度讲，在1995年3月15
日我国政府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前，认为我国的船舶是我国领域的延伸，因而在刑法空间效力问题上应适用属地原则，应该说还有一些道理。但是，在此之后再坚持这种观点，就很难说和我国有义务遵守的上述公约规定的精神相符了。
2.坚持一国船舶是旗籍国领域的延伸，与国际法基本原则不符
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土地完整是当代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当代各国规定刑法空间效力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国的领土是该国行使主权的“对象和空间”、“尊重一国主权就应首先尊重一国领土完整，而尊重该国领土完整就是尊重该国主权的表现”，是当代国际法学界的共识。由于国家领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因而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相互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就表现为一国领域内不允许他国领土的存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条规定，一国的内水，领海等都属于沿海国领土主权的范围。如果承认一国船舶是旗籍国领域的延伸，无疑是说在我国的内水和领海范围内，将会出现“将存在着不断变化着”外国的领域，出现外国的领土和我国领域并存并立，相互竞争的情况。用一国船舶是“拟制领土”的理论，来解释外国船舶在我国领域内的地位，难免有侵害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之嫌；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解释我国船舶在他国领域内的地位，在国际法学界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认为符合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在我国国际法学界，认为“根据领土主权原则，沿岸国对其港口内的外籍船舶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注：王铁崖主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第2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