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共同犯罪的理解适用/孟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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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4月29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
第三章 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第四章 几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第五章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
第六章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矫治
第七章 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从我省实际情况出发，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未成年人，系指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国家机关、学校、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家庭和公民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第四条 坚持教育、培养、保护相结合的方针，综合运用教育、文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第五条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未成年人自我教育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使未成年人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落实措施，加强管理。
共青团、妇联、工会组织有权代表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参与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政府鼓励个人、集体捐资兴办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事业。

第二章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
第八条 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和文娱、体育活动环境。

第九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要积极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有益的视听读物和节目。
政府鼓励和支持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创作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视听读物和节目，并对成绩突出者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条 省、地（市）、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建立未成年人文化、科技活动中心；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开设未成年人阅览和文娱活动场所。
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动物园等场所，在法定节日和寒暑假期间，对未成年人实行定期减免费开放；公共图书馆应开设未成年人阅览场所。
第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录相、书摊、电子游戏室、溜冰场、公园等活动场所的管理，对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要加以制止，或责令停业整顿，必要时得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宣扬恐怖、残忍及淫秽内容的视听读物、文娱节目和娱乐用品。
违反前款规定者，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舞厅。
有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舞厅的，处罚该厅管理人员。
第十四条 禁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
监护人及其他公民发现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时，应加以教育制止。
第十五条 监护人及其他公民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未成年人，因体罚造成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损害的，应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对胁迫、诱骗、教唆未成年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的，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治安管理处罚。
第十七条 禁止让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演出活动。
除艺术、体育学校、国家专业文艺、体育团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招收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参加专业性的演出活动。
违反本条一、二款规定者，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治安管理处罚。
第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未成年人信仰宗教。
第十九条 学校、卫生保健等部门应对未成年人进行健康、科学的生理、心理卫生教育，建立必要的保健制度。
学校要为女学生指派生活指导员，指导员由女性教职员担任。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要保证学校设施的安全，发现不安全因素时，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因玩忽职守造成学生伤亡事故的，要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三章 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第二十一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
第二十二条 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学校非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勒令未成年人退学或开除其学籍。
第二十四条 学校及其他组织不得随意占用教学计划内的课时和文体活动时间，因故需占用时，应经校长批准，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校园、校舍及未成年人学习和文体活动的其他公共场所，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非法侵占。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女未成年人在入学和依法就业等方面，不得歧视；如有歧视，本人及其监护人有权提出控告，教育、劳动等有关部门，应及时加以解决。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和鼓励未成年人的科技发明和艺术创造，保护未成年人的发明权和创造权。
对侵害未成年人发明和创造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 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员不得歧视、虐待或遗弃未成年人，因歧视、虐待或遗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侮辱、猥亵、奸淫或强奸未成年人者，依法惩处。

第四章 几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有突出贡献的未成年人，应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未成年的归侨、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在本省入学的，应给予照顾。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改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居住较集中的地区、边远山区和海岛的办学条件，以普及上述地区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
第三十三条 因原监护人发生变故而无法受到正常监护的未成年人，有关单位应依法为其另行指定监护人，切实解决好未成年人的监护。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残疾、有精神障碍或无家庭保障的未成年人，应给予特殊保护。
政府应逐步增设和完善专门的教育、福利机构，以解决前款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医疗或依法就业问题。
第三十五条 民政部门要负责做好未成年的孤儿、流浪者和乞讨者的收容、遣送和安置工作。
第三十六条 对因心理、精神障碍而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应由医疗部门进行诊断治疗，并交监护人进行管理。
第三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迫害有生理缺陷或有心理、精神障碍的未成年人。
违反前款规定者，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学校及其他部门对已解除劳动教养或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入学、依法就业等方面，要平等对待，不得歧视。

第五章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
第三十九条 未成年人非经监护人同意，不得在外住宿。
监护人发现被监护的未成年人有逃学、逃夜等行为时，应加以管教。
治安管理人员发现深夜在户外游荡或形迹可疑的未成年人，应查明身份，规劝或护送其返回住所，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第四十条 信托商店、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及个体商贩不得代售、收购无有效身份证件的未成年人寄售或出售的工业、建筑、交通、机电器材及其他贵重废旧物品。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代售、收购者，应视情节给予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出售可以用于伤人的匕首、三棱刀、弹簧刀及其他管制刀具。
违反前款规定者，视情节给予吊销营业执照、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禁止未成年人制造、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及其他管制刀具。

违反前款规定者，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三条 禁止未成年人参加非法组织。
监护人发现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参加非法组织时，应责令其退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四条 禁止未成年人赌博或变相赌博。
凡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赌博或为其提供赌具、赌场者，应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严禁引诱、教唆、容留未成年人卖淫、宿娼；违者依法惩处。
第四十六条 对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权加以制止。
监护人发现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可能参与违法犯罪时，应严加管教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六章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矫治
第四十七条 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由家庭、学校、基层组织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加以矫治。
第四十八条 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由其监护人负责管教，必要时，由公安派出所协助管教。
第四十九条 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监护人无能力管教或管教不力的，由其所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等部门联合组成帮教小组，负责帮教。
对帮教成绩突出的人员，应给予适当奖励。
第五十条 有条件的地、市应设立工读学校，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而又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学生进行教育。
工读学校的设立、管理和学生入学等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五十一条 对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未成年人，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送劳动教养场所矫治。
第五十二条 劳改、劳教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管教工作，严格实行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劳改和劳教分开管教的原则，不得混合管教。

第七章 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第五十三条 省、地（市）、县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领导。
第五十四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方针、政策；
（二）监督检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关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在本地区的贯彻实施情况；
（三）贯彻实施本条例；
（四）讨论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五）协调处理未成年人保护的有关问题；
（六）组织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理论研究工作。
第五十五条 省、地（市）、县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日常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同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序列。
第五十六条 设立省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组织，具体办法由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省地方性法规对未成年人保护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公安、司法、工商行政管理、劳动、文化、教育等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执行。
对前款处罚不服者，可依法向其上一级部门申诉或提请复议，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1988年10月1日起施行。



1988年4月29日
【论文摘要】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新规定的一种罪名，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醉酒事件层出不穷，且醉酒驾车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可谓是一种多发性犯罪。由于法律规定刑事处罚比较抽象，最高法院亦没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全国“遍地开花”的醉驾案裁判结果各式各样，量刑非常不均衡。这种现状显然有悖于当初设立此罪的目的，不仅不利于打击醉驾行为，而且导致外界对司法审判居中裁判的合理性、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因此有必要对醉驾这一行为进行规制，采取量刑均衡，使醉驾行为的量刑回到正常量刑轨道上来，而不再是严重失调。本文着重论述了危险驾驶罪的醉驾犯罪含义、量刑不均衡原因、危害性及审理特点，并提出了实现量刑均衡的具体对策。

　　【关键字】 危险驾驶罪 酒精浓度　量刑均衡 研究

　　自从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以下简称“醉驾”）和追逐驾驶机动车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以来，以醉酒驾驶机动车方式的危险驾驶罪可谓是全国“遍地开花”，并成为一种常见多发型犯罪。从“醉驾”入刑后实施一年多时间的运行来看，比较有效的打击了醉驾行为，减少酒后驾车所引出发的交通事故数量，维护了交通秩序，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由于对“醉驾”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量刑的均衡性和合理性等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司法实际中的不同做法，影响了对“醉驾”的惩治效果和司法公正。笔者结合所在法院审理醉驾案件的实际情况，在走访多家法院及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就“醉驾”罪的含义、醉驾案件特点以及如何实现对“醉驾”的和合理性量刑均衡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对策，希望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危险驾驶罪的中“醉驾”罪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表明危险驾驶型罪包括两种情形：追逐竞驶机型和醉酒驾驶型。在司法实践中前这还极为罕见，笔者仅就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型罪进行研究。

　　“醉驾”罪是一种行为犯而非实害犯，即只要行为人在醉酒之后实施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它不要求有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当然，其危险驾驶行为也可能伴随着轻微的实际损害发生，例如，将三人撞成轻伤或财产损害但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如果其醉酒之后实施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又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其危险驾驶行为则被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所吸收。本罪的客体，是公共交通秩序及交通运输安全。本罪所指的“交通”已明确限定在道路上，说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和可供机动车通行的功能性限制，因此，其应指除航空、铁路、水路外的公路交通。所谓“交通安全”，是指在交通过程中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犯罪对象的共性也是危险驾驶罪能够向“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转化的原因之一；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安全法规，在道路上醉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里的“道路”应当包含公共道路，居民小区内非公共路段，大、中、小学校园内道路，及农村生产道路，即只要能允许机动车通行的地方都应包括在内；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的公民；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诚然，在理论上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其主要理由是受交通肇事罪的影响，认为醉驾车造成事故，其对发生的事故在主观上肯定是过失，从而推定“醉驾”罪主观上也是过失。细分析，显然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此罪是一种行为，只要喝酒醉驾，如果没有刑法规定的免责理由，就应构成犯罪。即醉酒加上驾驶行为，就构成“醉驾”罪。明知自己开车还喝多酒或明知喝多了酒还驾车，这主观上显然是故意。在这种罪过下实施了醉驾行为，所以该罪主观上只能是故意的犯罪罪过。醉驾过程中发生的其它事情或同时处犯其它罪名的，应按照较重罪处罚。

　　二、当前审理“醉驾”罪的特点

　　从醉驾入罪以来至2012年至5月4日，笔者所在的法院共审结44起醉驾案件44人，占全院刑事案件21.9%， 44名被告人全部入罪，其中判处拘役实体刑25人，判处拘役缓刑19人，无一起上诉和申诉案件的发生，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较好。通过具体查阅这些案件卷宗，并结合走访多家法院的调查情况，我们发现这类案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男性犯罪占绝大多数。由于受酒文化的影响及女生谨慎等特点，醉驾行为主要集中在男性；虽有女性醉驾行为，但数量极少。该院在审结的44起案件44名被告人中，只有一人系女性。

　　二是无职业的占多数。《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各单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醉驾”罪的宣传，有工作单位的人在饮酒方面相比无单位的人谨慎得多，因此在这类犯罪中，无职业的人犯罪占多数。该院审结的44起醉驾犯罪中，有28人无职业，16人有工作单位，其中15人为油田职工，1人为私企干部。

　　三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高文化程度的人对醉驾的认识高于其他人，其在饮酒后会考虑到驾车的后果，因此这部分人醉驾较少。该院审理的44名饮醉驾车罪犯中，小学、初中文化共计24人，高中文化15人，大学文化仅有5人。

　　四是中年人居多。由于就业难，年轻人都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所以其尽量克制自己避免触犯法律。而中年人则基本上属于事业有成，具有一定的成就感，朋友圈子多，社会交际广，结果由于放松自我约束，喝酒驾车就出事了。该院审理的44起醉驾案件中，30岁以下的4人，30岁至39岁15人，40岁至49岁22人，50岁以上的只有3人。

　　五是深度醉酒者居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血液中酒精含量每100ml达80mg就属于醉酒驾驶。经检测酒精含量每100ml达80mg-——100mg的有2人，占4.54%；100mg—150mg的有12人，占27.3%；150mg以上的有30人，占68.16%。其中200%以上为18人，含量最高者达到334.44%。

　　六是驾驶私家车占绝对多数。由于让胡路区是大庆市经济中心地带，经济活跃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许多人都拥有私家小轿车。另外，由于醉驾入刑，各单位领导都加强了车辆管理，坚决杜绝醉驾公车现象的发生,因此驾驶公车出事故极少或根本就没有。另外，由于让胡路区是大庆经济中心地带，城市化速度较快，农用车发生驾酒也相对较少。该院在审理的44起醉驾案件中，只有4起案件系驾驶农用车、2起案件系驾驶摩托车、4起案件系驾驶货车而涉嫌醉驾被判刑，其余全部是驾驶私人小轿车，占77.23%。

　　七是量刑非常不均衡。经过走访多家法院及查阅资料，笔者发现存在案情相同的案件处理结果相差甚大的情况。如2011年5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43.04mg/100ml的高晓松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8月10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血醇含量为147mg/100ml的李华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1万元；8月15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06mg/100ml的杨某拘役1个月，罚金1千元； 9月29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15.88mg/100ml的刘瑞博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5000元；10月24日，洛阳?e河回族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133.1mg/100ml毕某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5000元；11月2日，遂平县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360.92mg/100ml的许琛拘役3个月，罚金3000元。[1]在调研中，还发现甚至是同一案情同一法院，也会出现皆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八是缓刑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呈现上升趋势。醉驾入刑之初，全国各地法院都对入刑的醉驾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均判处实体刑，且无上诉案，并以大要案的形式层层上报，此举措虽然对醉驾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在5月10日的讲话中指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讲话当时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之后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到去年8月底，全国已出现5起“醉驾免刑”案例。[2]重庆首例醉驾入刑案，法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不需要判处刑罚，判决免于刑事处罚。[3]另外，各地法院也纷纷上演一系列醉驾缓刑案。

　　三、“醉驾”罪量刑不均衡原因及严重危害性

　　从上述特点来看，对“醉驾”罪的审判结果，可谓判法五花八门，非常混乱，量刑非常不均衡，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或标杆。经过仔细分析，发现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量刑不均衡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立法上的原因。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可知，危险驾驶罪属于一种较轻刑犯罪，其最高刑罚为拘役六个月并处或单处罚金，且没有量刑幅度，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另外，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对其还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这就给人们形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是犯罪，判多判少也无所谓，都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基层法院的个别法官也有这样的思维，导致醉驾个案刑罚较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各地法院出现判法严重失衡或不一致时，人们的视野开始质疑了司法的公正性，认为法院对醉驾处罚并没有体现出公开、公正的司法价值，质疑社会的公正性。

　　二是经验的缺乏。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的罪名，醉驾行为突然由原先行政法调整范围上升为刑法调整范畴，宣传和准备的时间不足，也存在“万事开头难”的问题。再加我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酒文化的国家，人们很难秦逸接受醉驾犯罪问题。宣传力度也不够，很难获得其它法院对醉驾的量刑情况。另外，新增加的刑法具有天然不完善性，对于怎么追究刑事责任才能体现罪刑责相适应，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这就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是认识水平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醉驾罪是一 种轻型犯罪，判处最高刑为拘役6个月，因此各地法院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类案件，据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一起酒驾案件按照普通程序来审理。由于不同的法官认识水平的差异，且没有固定的大致标准，就同一基本案情很难做出大致相同的裁判结果。

　　四是犯罪的主体特殊性原因。由于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行为占绝对优势，而能在酒场来回徘徊的，多数是有钱人或是有地位的人。这些人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总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想办法摆平。在当前腐败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在法律又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在廉政布控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不廉洁问题就会出现，从而导致个别醉驾刑罚能低则低，使各地刑罚出现严重失衡。

　　五是司法和执法的惯性思维。每部刑事法律及解释实施，历来开始都有严的习惯。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初，全国各法法院均对醉驾行为判处实体型，并且采取了上报制。可随着时间的转移，缓刑的醉驾越来越多，并呈现出上升趋势，甚至醉驾免刑也开始抬头。正是因为这种如此，人们才开始不断质疑当初设置此罪的初衷，并且反响比较强烈。

　　六是地域的差异。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同，对酒驾的处罚要求程度不同。一般来说，经济越发展，当地居民的富裕程度就越高，醉驾案件就越多，珍惜生命程度就越高，要求严厉处罚的呼声就越高。相反，则对醉驾处罚要求不高，且这类案件不要求出现事故，故会认为喝酒是人之常情，可以轻判。

　　上述原因促成了刑罚量刑严重失衡，导致了社会各界对法院判决的不理解，让社会民众无法去信服，伤害了民心，甚至去质疑法院判决的公正合理性，可以说社会危险性之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