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一元应否入狱十年？/于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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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一元应否入狱十年？http://amulet.fabao365.com2010-04-24作者：于伏海 律师我要评论[0]推荐好友导读：打工仔入室抢劫，却只抢到一元，事后打工仔被抓捕，其却面临着将要入狱十年的判罚。 打工仔入室抢劫
杨某来到省城已经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工作，马上就是春节，身上连回家的路费都快没有了。2009年1月23日，他乘公交车来到沿东街附近，发现位于外贸宿舍的一家棋牌室平时只有一位房东老太太，他想到了抢钱回家。次日8时许，杨某携凶器再次来到此处，用匕首威胁老人，索要钱财。老人在无奈之下掏出一元纸币交给杨某，并求他放过自己。杨某见老人确实没钱，便拿着抢来的一元钱打开房门准备逃离现场，被楼上邻居发现并抓住。检察机关认为，虽然此案的抢劫数额仅为一元钱，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入户抢劫应当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抢劫一元将要入狱十年”的消息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很多人认为如果真的被判十年，那杨某真的是太冤枉了，毕竟他没有伤害那位老人，毕竟他只抢到一元钱。人们更多地给了杨某同情的心态，希望法院轻判杨某，认为重判就会违背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情出于人们内心宽容的道德心态。对此案件，撇开道德，我们从法理上进行分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何来龙去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刑事立法、司法、定罪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原则源自西方罪刑关系上的两个原则，一个是罪刑相当原则，一个是责任主义原则，可以说，我国刑法把西方的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从“罪——责——刑”相统一的角度确立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西方，“罪刑相当”的思想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原始复仇习俗。早期的人类社会，人们习惯于并且更多地从最为简单的外在形态去评价犯罪的损害程度，加上当时的平等观念和血缘宗族制度的存在，以血族复仇、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的方式对犯罪做出回击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同态复仇极为残酷，以追究惩罚同犯罪危害的相对等为目的，严重者，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的孩子杀死了，那另一个不是杀死行凶者本人，而是同样把行凶者的孩子杀掉。奴隶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但是原始社会的罪刑相当观念却被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所抛弃，那时的法律也不再拥有这一原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掌握着生杀大权，判断哪些行为是犯罪、犯罪后应该如何处罚完全由国王说了算，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适用刑罚。
启蒙运动带来了观念上的空前革命，刑法上真正意义的罪刑相当观念也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传播。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资产阶级的许多思想家为了反对中世纪的专断和残暴，实现刑罚上的公平和正义，纷纷倡导罪刑相当原则。他们认为，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纠正违法者和反社会者，因此最严厉的刑罚应该用到最危害公众的罪刑上，对于一些普通的危害不是很大的犯罪，应该从宽处理。启蒙领袖孟德斯鸠就曾指出“刑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轻重”。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1791年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关于重罪、刑罚、违警察罪等的规定就体现了罪刑相当的原则。从此，各个新兴资产国家都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刑事立法中了。
与此同时，责任主义原则也得到倡导。中世纪，刑法实行的是团体责任和结果责任。前者是指一人犯罪由集体承担责任，实质上是株连无辜，古代中国也不例外。而后者指的是根据行为的危害结果判刑，至于犯罪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责则在所不问，这就造成有的人主观恶性相当强却因为犯罪结果很轻微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的人犯罪结果很严重但主观恶性很微小也要面临严重处罚。为了改变这种对刑罚不当扩张的局面，思想家们提出了责任主义原则，以保证无辜公民的人权。责任主义原则首要的含义是“无责任则无刑罚”，以此强调个人责任，否定团体责任。这一原则的第二个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取决于责任的轻重”，要求一切刑罚都必须限制在责任的范围之内。
但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明显上升，少年犯、惯犯、累犯急剧增加。这两个重要的刑罚原则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人们认为罪刑相当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纷纷提出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惩罚措施要与实施犯罪者紧密结合，犯罪行为最多只是犯罪者反社会性和危害性的外在表现，刑罚处罚的对象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和危害性，刑罚轻重不应该依据犯罪行为的轻重和危害性大小为前提，而应该以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和危害性为前提。“罪犯本身才是刑事审判的真正的、活的对象”，这种观点被理解为“刑罚个别化”。刑罚应该依据不同的犯罪个体单独做出，缓刑、减刑、假释、累犯加重等刑法制度就产生于这样的思想。但是由于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只能通过犯罪者的行为来判断，这就使得这些新思想不得不回到“罪刑相当”和“责任主义”上去找答案。
我国的刑法学界和立法者认为罪刑相当原则有自身的弊端，他们认为罪刑相当原则的出发点是犯罪行为，没有考虑到犯罪者主观恶性的大小，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可以对此加以补充。责任主义原则又会出现“责任”难以判断的局面，为此，我国刑罚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两个原则，而是提出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对这一原则的表述。
入室、一元、十年,罪责刑是否适应？
杨某入室抢劫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关于抢劫罪的规定。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由于杨某只抢到了一元钱，假如被判十年或者十年以上徒刑的话，是不是真的就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呢？
表面看来“一元”与“十年”确实悬殊很大，但是犯罪分子犯罪行为中的某些特征会成为刑法规定的加重处罚的情节，这就使得较小的犯罪收益可能获得较大的刑罚处罚。杨某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犯罪收益是一元钱，但是他的行为特征是“入室”。“入室”就是我国刑法给抢劫罪规定的一种加重情节。犯罪行为人用各种非法手段进人公民家中实施抢劫就是入室抢劫。其中的“室”应理解为居民住宅，并不包括其他场所，如单位的办公楼、学校、公共娱乐场所等，因为这些场所很容易进入，又不具有私人性。当然，对“入室”也不能仅理解为进入住宅房间或者室内。对于抢劫独门独院居民住宅的，只要行为人进入了住宅院内，也应视为“入室抢劫”。强行进入租住房子的人家里面进行抢劫也是入室抢劫的一种，因为这些地方同样具有私人性，进入宾馆房间进行抢劫的，同样如此。犯罪分子的入室抢劫行为往往是到居民住宅破门撬锁，这种行为危害非常严重，入室行为本身就已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只是由于“入室”是抢劫行为的一种手段，犯罪分子的主观目的是抢劫钱财，因此才把这种入室的手段作为抢劫行为的一部分了。我国刑法对于入室抢劫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之所以处罚这么严厉，就是因为入室抢劫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犯罪分子要为此承担符合其罪刑的刑事责任。
其实，抢劫罪不只具有这一个加重情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抢劫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这些都是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抢劫行为，哪怕犯罪分子只抢劫到一元钱也要如此处罚。
杨某来到省城已经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工作，马上就是春节，身上连回家的路费都快没有了。2009年1月23日，他乘公交车来到沿东街附近，发现位于外贸宿舍的一家棋牌室平时只有一位房东老太太，他想到了抢钱回家。次日8时许，杨某携凶器再次来到此处，用匕首威胁老人，索要钱财。老人在无奈之下掏出一元纸币交给杨某，并求他放过自己。杨某见老人确实没钱，便拿着抢来的一元钱打开房门准备逃离现场，被楼上邻居发现并抓住。检察机关认为，虽然此案的抢劫数额仅为一元钱，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入户抢劫应当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抢劫一元将要入狱十年”的消息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很多人认为如果真的被判十年，那杨某真的是太冤枉了，毕竟他没有伤害那位老人，毕竟他只抢到一元钱。人们更多地给了杨某同情的心态，希望法院轻判杨某，认为重判就会违背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情出于人们内心宽容的道德心态。对此案件，撇开道德，我们从法理上进行分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何来龙去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刑事立法、司法、定罪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原则源自西方罪刑关系上的两个原则，一个是罪刑相当原则，一个是责任主义原则，可以说，我国刑法把西方的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从“罪——责——刑”相统一的角度确立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西方，“罪刑相当”的思想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原始复仇习俗。早期的人类社会，人们习惯于并且更多地从最为简单的外在形态去评价犯罪的损害程度，加上当时的平等观念和血缘宗族制度的存在，以血族复仇、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的方式对犯罪做出回击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同态复仇极为残酷，以追究惩罚同犯罪危害的相对等为目的，严重者，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的孩子杀死了，那另一个不是杀死行凶者本人，而是同样把行凶者的孩子杀掉。奴隶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但是原始社会的罪刑相当观念却被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所抛弃，那时的法律也不再拥有这一原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掌握着生杀大权，判断哪些行为是犯罪、犯罪后应该如何处罚完全由国王说了算，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适用刑罚。
启蒙运动带来了观念上的空前革命，刑法上真正意义的罪刑相当观念也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传播。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资产阶级的许多思想家为了反对中世纪的专断和残暴，实现刑罚上的公平和正义，纷纷倡导罪刑相当原则。他们认为，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纠正违法者和反社会者，因此最严厉的刑罚应该用到最危害公众的罪刑上，对于一些普通的危害不是很大的犯罪，应该从宽处理。启蒙领袖孟德斯鸠就曾指出“刑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轻重”。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1791年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关于重罪、刑罚、违警察罪等的规定就体现了罪刑相当的原则。从此，各个新兴资产国家都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刑事立法中了。
与此同时，责任主义原则也得到倡导。中世纪，刑法实行的是团体责任和结果责任。前者是指一人犯罪由集体承担责任，实质上是株连无辜，古代中国也不例外。而后者指的是根据行为的危害结果判刑，至于犯罪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责则在所不问，这就造成有的人主观恶性相当强却因为犯罪结果很轻微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的人犯罪结果很严重但主观恶性很微小也要面临严重处罚。为了改变这种对刑罚不当扩张的局面，思想家们提出了责任主义原则，以保证无辜公民的人权。责任主义原则首要的含义是“无责任则无刑罚”，以此强调个人责任，否定团体责任。这一原则的第二个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取决于责任的轻重”，要求一切刑罚都必须限制在责任的范围之内。
但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明显上升，少年犯、惯犯、累犯急剧增加。这两个重要的刑罚原则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人们认为罪刑相当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纷纷提出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惩罚措施要与实施犯罪者紧密结合，犯罪行为最多只是犯罪者反社会性和危害性的外在表现，刑罚处罚的对象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和危害性，刑罚轻重不应该依据犯罪行为的轻重和危害性大小为前提，而应该以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和危害性为前提。“罪犯本身才是刑事审判的真正的、活的对象”，这种观点被理解为“刑罚个别化”。刑罚应该依据不同的犯罪个体单独做出，缓刑、减刑、假释、累犯加重等刑法制度就产生于这样的思想。但是由于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只能通过犯罪者的行为来判断，这就使得这些新思想不得不回到“罪刑相当”和“责任主义”上去找答案。
我国的刑法学界和立法者认为罪刑相当原则有自身的弊端，他们认为罪刑相当原则的出发点是犯罪行为，没有考虑到犯罪者主观恶性的大小，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可以对此加以补充。责任主义原则又会出现“责任”难以判断的局面，为此，我国刑罚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两个原则，而是提出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对这一原则的表述。
入室、一元、十年,罪责刑是否适应？
杨某入室抢劫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关于抢劫罪的规定。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由于杨某只抢到了一元钱，假如被判十年或者十年以上徒刑的话，是不是真的就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呢？
表面看来“一元”与“十年”确实悬殊很大，但是犯罪分子犯罪行为中的某些特征会成为刑法规定的加重处罚的情节，这就使得较小的犯罪收益可能获得较大的刑罚处罚。杨某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犯罪收益是一元钱，但是他的行为特征是“入室”。“入室”就是我国刑法给抢劫罪规定的一种加重情节。犯罪行为人用各种非法手段进人公民家中实施抢劫就是入室抢劫。其中的“室”应理解为居民住宅，并不包括其他场所，如单位的办公楼、学校、公共娱乐场所等，因为这些场所很容易进入，又不具有私人性。当然，对“入室”也不能仅理解为进入住宅房间或者室内。对于抢劫独门独院居民住宅的，只要行为人进入了住宅院内，也应视为“入室抢劫”。强行进入租住房子的人家里面进行抢劫也是入室抢劫的一种，因为这些地方同样具有私人性，进入宾馆房间进行抢劫的，同样如此。犯罪分子的入室抢劫行为往往是到居民住宅破门撬锁，这种行为危害非常严重，入室行为本身就已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只是由于“入室”是抢劫行为的一种手段，犯罪分子的主观目的是抢劫钱财，因此才把这种入室的手段作为抢劫行为的一部分了。我国刑法对于入室抢劫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之所以处罚这么严厉，就是因为入室抢劫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犯罪分子要为此承担符合其罪刑的刑事责任。
其实，抢劫罪不只具有这一个加重情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抢劫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这些都是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抢劫行为，哪怕犯罪分子只抢劫到一元钱也要如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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